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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警世录(二)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5-18 16:36:05

山市大毁灭后的鸟瞰全景。也许是年代久远,也许是主人当初的泪痕,有些已经模糊了。望着照片上一片连着一片的废墟,我心底猛地打了个寒战。
  
  黄相宁站了起来,这是唐山地震的惨景!我要让自己永远也忘不了!我从来不宣传唐山地震前我们作出了短临预报,因为觉得心里对唐山人民有愧。我是研究唐山地震地质工作最早的人之一,从1967年就开始做工作,李四光让我们抓住这个地震,将近10年哪,最后还是没有抓住,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我内心真的很难过,一说起这段,我就特别难过啊。
  
  黄相宁哭了。这是一个科学家的眼泪,是一个男人的眼泪,也是一个老人的眼泪。
  
  他哭得很伤心,断断续续地说,我没在人前哭过,但在家里哭过好多次,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唐山人民。
  
  黄相宁涕泪俱下,我无法劝慰这位优秀的地震科学家。我记起地震中超过24万无辜死去的遇难者,也低下了头。我只是机械地重复着:黄老师,你尽力了;黄老师,你尽力了。
  
  黄相宁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在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之前,曾经发出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临预报。严格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的要求,黄相宁报的震级还偏低,地点还未精确到唐山市,只是时间大致不差。但是,难得可贵的是书面地震预报,白纸黑字无法更改,有据可查!
  
  李四光的预言
  
  地质力学泰斗李四光曾经预言:
  
  天津—北京,清楚地有一个北西向的断裂带。北京西山到西北旺一带,可能是一个由剪切力形成的北北西向的羽状断裂。即使京津不发生地震,是在京津以外的地方发生地震,它的影响是很远的,也有可能影响到京津。
  
  滦县—迁安,可能东西向构造带的活动更重要一些。东西构造带很深,范围很大,很强烈,发生震群的话,可能延续的时间长,释放的能量也比较大。这里,地震沿构造向南延展的可能性小,而向东西则可能大些。因此,我们应向滦县、迁安这个东西构造带地区做些观测(滦县、迁安均属唐山地区)。
  
  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资料室文件(00148号),令我震惊!唐山大地震前9年,地震地质科学家就已经把注意力聚焦在唐山这块土地上。李四光于1971年4月29日逝世。5年后,唐山大地震爆发。他的预言和地震地质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却鲜为人知。这段历史,不应该随着那场大毁灭而销声匿迹。现录于后。
  
  滦县地区地震地质工作年终报告
  
  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
  
  革命委员会(章)
  
  1967年
  
  正文摘录:
  
  为保卫京津地区,搞好地震预报,我队于今年5月接受了国家任务,在滦县地区开展地震地质工作。
  
  工作范围:东经118°—119°北纬38.4°—40.1°。面积约4500平方公里。(笔者注:唐山位于东经118.2°,北纬39.6°)
  
  主要任务有二:
  
  一、查明滦县大震的地质构造背景;
  
  二、查清沧州大断裂的北东延伸。
  
  要求在1967年底提交年度报告和选出有关的观测台站站址。
  
  ……
  
  报告第一页右侧是缩印1∶3000000的位置图。图中标注的地名:塘沽、唐山、滦县、迁安、青龙……9年后的唐山地震灾区赫然入目!
  
  黄相宁:我们作出唐山地震预报不是偶然的。最早认识这个区域危险性的是李四光。地震地质调查从1967年开始至1970年结束。唐山、滦县、迁安和迁西地区的山头,我们爬遍了!详细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地震预报!
  
  我们在唐山陡河、滦县和昌黎建立了三个地应力观测站。在凤凰山、马铺营、滦县、李官营等地建立了十几个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点。
  
  1970年,在唐山危险区布置完毕,开始了连续不断的监测。李四光的助手、地震地质大队总工程师陈庆宣(现为中科院院士)亲自到现场验收。
  
  张庆洲:您能用通俗的语言,形象地解释一下地震地质和地应力,以及你们布置这些监测手段的作用吗?
  
  黄相宁:李四光提出的地震预报途径是地震地质和地应力相结合。地震地质是什么呢?
  
  地壳里有很多断裂,它好像一所房子也有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最受力的地方最容易发生地震。李四光的学说是地下的力积累超过了岩石的弹性极限,然后破裂产生震动。测量这个力的变化过程就可以预报地震。地下的力,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它与地质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就做地震地质工作。地震地质调查的目的在于,在地壳的空间寻找危险的部位。
  
  而地应力呢,在地震地质调查之后就布置观测网,测量地下力的变化,从而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
  
  这就是李四光的思路和技术途径。
  
  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的。
  
  张庆洲:你们在唐山危险区建立了地应力观测站和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点,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黄相宁:地震地质大队有一个测量队,每年进行四次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断层活动反映地应力的情况很直观也很说明问题。遗憾的是,李四光去世以后,我们的工作便开始走下坡路。1975年,唐山地震危险区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就停止了。
  
  张庆洲:距唐山大地震仅1年!
  
  黄相宁:非常可惜。我们积累5年资料了,如果不停止,凤凰山那里不变几厘米才怪呢!
  
  张庆洲:为什么停止了?
  
  黄相宁:不给经费了。
  
  在地震局来讲,跨断层这个手段比地应力要确认一些。为什么呢?仪器是世界上通用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平时变化很小,地震之前地壳会出现很明显的变动。这种手段是累计测量,测量后得出数据,连续起来就可以看出趋势了。停止测量了,缺了1年的数据,就无法连续了。而缺少的正是关键的1年!
  
  我们的工作都是在李四光的布署下完成的。他生前的最大愿望就是早日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他当时是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
  
  李四光逝世前9天,我们去向他汇报工作。医生让我们说话一定要少一点。他当时血压不稳,走路都晃晃悠悠的了。这个科学家责任心是非常强的。我觉得,在中国,在地震预报方面,李四光的学说和他所做的工作,应该在唐山大地震上有所反映。
  
  唐山地区的危险性最早是李四光提出来的。我们在他的指导下才建了地应力观测站,才对唐山大地震有所预报。
  
  唐山地震中期预报
  
  1975年12月,地震地质大队上报给国家地震局《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称:
  
  华北地区
  
  1976年(尤其可能在第一季度),从河北省乐亭至辽宁省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渤海海域,可能发生大于6级地震。主要依据:
  
  1.辽宁省沈阳、锦州,河北省昌黎、三河、怀来、蔚县、尧山,北京市镇罗营、昌平、下苇店等台站电感法地应力测值,大都从1975年2月到11月构成280余天的正负趋势异常。据华北地区和沈阳台站此类异常时间与震级的经验公式计算为7.3级和7.4级(误差正负半级左右)。
  
  ……
  
  上述各台站异常主应力方向,主要交汇在乐亭—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渤海海域,而且异常主应力值也以昌黎、安邱等地为高。
  
  2.沈阳台站1975年3—10月地应力速率异常最大主应力方向的分布都显示出了大震前的特征。
  
  3.河北省昌黎台站出现了类似海城地震前的地应力趋势跳动异常。
  
  4.目前,断层位移测量存在较大异常的点有河北省夏垫、香河,北京市马坊、范庄子等。马坊自1975年3月以来,东面的较大断裂上盘表现为趋势上升,幅度达6毫米。
  
  ……
  
  西南地区:
  
  1976年(可能在上半年),于四川南坪—雅安—陕西宁强一带,可能发生7级左右地震。
  
  主要依据:
  
  1.甘肃省武都,四川省汶川、沪定,云南省建水、下关等台站电感法地应力测值,从1974年12月至1975年11月构成340天左右的地应力趋势异常。根据西南地区此类异常时间与震级的经验公式计算为7.5级(误差约正负半级)。
  
  ……
  
  2.汶川台站1975年4月至现在,地应力速率异常最大主应力方向分布散乱,其分布函数的性质与大震前一致。
  
  3.下关台站自1975年6月以来,出现了地应力跳动异常。
  
  4.四川北部松潘断层位移测量结果,从1975年4月至11月,该南北向断层的东盘相对西盘上升了4.2毫米。
  
  ……
  
  黄相宁执笔的《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无疑是一份出色的中期地震预报。我想指出的是:
  
  1.“乐亭—敖汉旗—锦州”,已经把唐山地区圈进了危险三角区,并明确指出:“可能要发生大于6级地震。”
  
  2.文中反复出现的昌黎、乐亭,均在唐山地区范围内。
  
  3. “四川南坪—雅安—陕西宁强一带,可能发生7级左右地震。”则准确预报了1976年8月16日和8月23日松潘7.2级大地震。松潘距南坪约90公里。
  
  4.这份正式呈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文件,距唐山大地震仅6个多月。
  
  唐山地震临震预报
  
  我双手捧着一本很老旧的资料,真的掂出了它的沉重!从唐山大地震爆发的那一刻起,成千上万的唐山人在思索:这么大的地震,地震局真的没发现一点迹象吗?
  
  这个疑团缠绕在唐山人的心间。
  
  我凝望着封面,字迹有些模糊了。
  
  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终于翻出了那一页沉重的记录。这是一份至今未见天日的极其珍贵的史料,现全部照录如下。
  
  序号:7608
  
  发布时间:1976年7月14日
  
  发预报单位:地震地质大队
  
  预报地点及范围: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最可能在中南部海域)。
  
  预报震级:MS 5.0左右。
  
  可能发生时间地点:1976年7月20日左右;1976年8月5日左右。
  
  预报理由:西拨子、下苇店、昌平等站地应力跳动异常,分别于7月初、7月10日结束,一般结束后半个月内发震。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黄相宁将一张图纸放在写字台上。
  
  华北地区地应力异常主应力方向交汇震中图
  
  黄相宁缓缓的声音:地应力的长处在于可以计算方向,这个方向可以交汇出危险区域。这就是我们呈报的危险区域图。你看!他指了指危险区域图,唐山两个字蓦地闯入我的视野。
  
  过了许久,我们的对话才重新开始。
  
  张庆洲:临震预报意见和危险区域图呈报给哪个部门了?
  
  黄相宁:临震预报意见是复写的,一式两份。一份呈报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一份存底。另外专门写了一份地震预测报告,连同地应力危险区域图报给地震局局长了。
  
  张庆洲:你们年初报的是“大于6级地震”,临震预报为什么降到了“5级左右”了呢?
  
  黄相宁:1976年4月6日,内蒙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我们认为地应力释放了一部分,所以临震预报就从年初的6级降到了5级。这个判断有些失误,应该是它的释放并不影响主体。
  
  另外呢,海城地震以后,华国锋提出在京津唐张地区震前24小时报出5级以上地震的要求。国家地震局规定,谁报这个地区≥5级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就把该意见报送国务院。所以当时的京津唐张地区很少见≥5级地震的临震预报。
  
  5级以上是破坏性地震,一般情况下谁敢报5级?这意味着要对国务院直接负责。
  
  地应力短临预报水平揭秘
  
  唐山大地震留给我们的疑问太多。读者已经从本调查中了解到,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和北京的地震专家都曾发出过临震警告!但最终却以超过24万人的生命为代价,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大悲剧。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使唐山大悲剧不再重演,这就不得不涉及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们的临震预报水平究竟如何?
  
  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国内外都知道,中国曾成功地预报了1975年2月的海城地震,那么海城地震之前呢,还有没有成功的临震预报?
  
  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分析预报室短临预报组,有一份沉默至今的历史资料。现全部照录如下:
  
  最高指示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地震预报登记卡片
  
  一九七一年
  
  编号:019
  
  ———————————————————————
  
  发布单位:地震地质大队
  
  发布时间:1971年6月3日20时
  
  预报内容:时间:1971.6.4 — 6.12
  
  地点:① 昔阳、长治、平遥、临汾连线范围。
  
  ② 渤海地区(包括辽宁、长海)
  
  ③ 丰南、昌黎、建昌、连线范围值得注意。 (供考虑)
  
  震级:① 5级左右或3.5 — 4级震群。
  
  ② 4级左右。
  
  向何处发报:中央地震办
  
  地震情况及预报效果:6月5日 和顺4.8、5.2正确
  
  1971年6月5日,距昔阳仅30公里的和顺发生4.8和5.2级地震。
  
  这是我所见到的中国成功预报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的正式书面短临预报!
  
  1971—1981年,11年间,黄相宁的“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小组”向国家地震局以书面形式正式预报了4.75级(破坏性地震最低限)以上破坏性地震短临预报意见175次。
  
  联合国全球计划(UNGP-IPASD)按照《地震短临及年度预报意见评定标准》对175次短临预报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该评定标准以100分计,统计资料笔者略),成功率为33.1%
  
  我相信这是一个令国际地震界为之兴奋的百分比。
  
  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所取得的成就,175次短临预报,不是“瞎猫碰死耗子”碰出来的,是人类不断征服自己、攻克地震预测预报难关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医疗技术设备的更新日新月异,并能迅速普及,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而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预报地震的技术设备却不能普及。一次又一次的大地震毁灭了并且仍在继续毁灭着我们的亲人和家园。
  
  这是人类的悲哀!
  
  与地震科学家对话
  
  黄相宁性格内向。
  
  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崎岖小路。他把青春和力量、智慧和勇气,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地震预报事业。然而,他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就像预报了唐山大地震一样,上苍恩赐他的并不是好运。他在逆境中苦苦地求索。
  
  他步入60岁的那一年,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决定对地震地质—地应力予以赞助,并付诸了实施。
  
  张庆洲:您从事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地震已经坚持到了今天,但是联合国的评审为什么截止到1981年?
  
  黄相宁: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年吧,地应力被判为不予支持不予发展的监测手段。就是说,仪器坏了就停,任其自生自灭了。全国原来有一百多个地应力观测站,1981年以后,就剩十几个了。
  
  张庆洲:联合国怎么知道你这个地应力的?地震监测手段有很多种,为什么选择资助地应力?
  
  黄相宁:1995年10月,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联合国发展支持与管理服务署的官员科尔女士获悉,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因防震组织出色,结果无一人直接死于地震,科尔女士在半信半疑中亲赴青龙调查,最终确信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但究竟是哪里发出的地震预报意见?调查来调查去一直调查到我这里。联合国的官员们对地应力产生了兴趣,但又极注重实际效果。他们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以后,认为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是可行的,就决定予以赞助。
  
  张庆洲:您对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地震的信心如何?
  
  黄相宁:我原想把这些经验和教训整理出来,写成文字留给后人。现在有了联合国的资助,我就要继续实施。用事实证明李四光的思路是正确的,地震地质—地应力是预报地震的可行途径。
  
  我相信最终会被世人所理解,所以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张庆洲:唐山地震悲剧有可能不再重演吗?
  
  黄相宁:从地震预报整体水平来看,把唐山地震报得非常准确,我觉得有困难。但是能不能避免一部分伤害呢?我觉得应该做到,青龙就做到了。
  
  唐山地震能否不再重演,从唐山的悲剧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不仅仅是地震科学家的事。
  
  张庆洲:您对唐山地震前的群测群防预测水平怎么评价?
  
  黄相宁:唐山市搞地震监测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搞了多年的监测,认识了许多地震信息,也积累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资料。
  
  张建华和姜义仓就做了一件地震科学上的大事。这就是,一个大地震的震中区在地震前的地应力反应是什么样的?在世界上,中国人第一个取得了这样珍贵的资料。陡河地震台和赵各庄矿地震台都在震中区,都是自动记录结果,而且数据很一致。你想一想,谁知道有个7.8级的地震在这个地方发生?而且事先把地应力台建到震中区去了。这样的机遇千载难逢!
  
  唐山地震以后,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唐山市搞地震监测的人是非常高明的,我们这些专家并没有充分认识他们。比如乐亭县地震办公室就把预报意见给我了,报得非常好,现在还在我这里珍藏着。
  
  他们的预报意见比有些专家要强得多!
  
  张庆洲:你们这一代都老了,你认为地震预报前景如何?
  
  黄相宁:地震预报需要丰富的经验。除了理论知识之外,实践经验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从邢台地震以后经历了两个地震高潮活动期,已经积累了上百个地震实例。
  
  如果我们这一代走了,巨大的地震预报财富或许也跟着走了。即使我们写了书,下一代用起来也很难,不带是不行的。我就一个学生也没有,带学生需要经费啊!
  
  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负责人说,你在国际上带学生吧?
  
  我说只要有人愿意搞地震预报,我就愿意培养。
  
  黄相宁的叙述很艰难,时有难言之隐。我的写作也很艰难,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只能省略。读者阅读时也许也很艰难,文中有些地方叙述得“不明白”。
  
  黄相宁们痴心不改,在地震预报科学的崎岖小路上艰难地攀登,不断地改进、完善预报方法和仪器。唐山大地震以后,华北平静了12年之久,在1988年他们成功地年度预测出1989年10月18日山西大同6.1级地震。这以后进入了90年代,他们向国家地震局又多次基本准确地进行了年度和短临预报。
  
  黄相宁副研究员简历:
  
  黄相宁,曾用名黄小咸,汉族。
  
  1937年3月18日生于四川重庆。
  
  1959年7月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石油系。同年分配到地质部,从事石油地质普查、勘探与综合研究。
  
  1966年6月调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从事地震科研工作。
  
  现任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顾问。在中国协调办公室领导支持下,在菲律宾建立了10个压磁地应力台站。
  
旱地的龙不再年轻,依然做着年轻的梦
  
  他是一个地震科学家。他的旱震关系研究成果在中国地震界独树一帜,在国际地震气象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他又是一个文人。他的古体诗不仅有味道,格律也很有点讲究。他出任《中国地震报》和《中国减灾报》常务副总编辑期间,亲自撰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和大量新闻稿件。
  
  地震科学家在全国新闻高级专业评审委员会上竟然也通过了高级编辑的任职资格。高级编辑,也许有人奋斗一生才能得到。在他来说太容易了,搂草打兔子顺手的事。
  
  他个头不高,肤色略黑,粗壮敦实,一头乱发像狮子一样,眼睛不大,但闪烁着一种睿智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那种盛气凌人,在他的眼角眉梢看不出来。确切地说,他有时还挺粗鲁,熊掌一样厚实的手比比画画,说到激动处会站起来,还骂人:“这个王八蛋!”。
  
  那椎心泣血的回忆,令我国这位“天地生态综合研究和重大自然灾害综合预报”的学术带头人坐立不安。他时而坐下时而站起,右手时常在空中划一个弧,像狮子一样吼叫。吼一阵坐下,犹如一头逮不着猎物的狮子,鼻孔里喘一会,再接着吼。
  
  我们北京市地震队,也会商了也告急了,该做的都做了!大震发生以后,刘英勇(国家地震局局长)跟我讲得很清楚:中期预报有国务院69号文件,你用旱震关系预报了7级大地震,我不能听你的。短临预报,你们1976年7月14日有个震情告急简报我看到了,但我不能听你北京队的,我后悔呀,我没办法!耿庆国吼了几嗓子,站起来了。你要知道,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我们过不了那道关!
  
  我愕然,天塌地陷哪,别的办法呢?
  
  耿庆国一愣,别的办法?当时只能捅给华国锋或是捅给谁。可是没有渠道,真的没有渠道。我们叫天天不应啊!
  
  唐山地震中期预报追根
  
  公历:1972年7月25日,星期二。
  
  农历:壬子年六月十五日,距立秋仅13天。
  
  31岁的耿庆国在去平谷马坊地震台的路上,被炎炎烈日蒸烤得口渴难忍,便向路边的一老农买西瓜吃。正大口吃着,听老农仰天长叹:
  
  “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农历),今天都六月十五了,还没见一场透雨。大旱是旱定喽!”
  
  年轻的地震工作者陡然一惊:1965年华北大旱,1966年3月8日和3月22日河北邢台先后发生6.8级和7.2级地震。1969年云南大旱,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7级地震。在他考察上述地震灾区时,灾民们都反映过震前大旱的说法。
  
  大旱之后果真会出现大震吗?
  
  这里是平谷,距北京仅一箭之遥,真要发生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那天吃西瓜是否吐了西瓜子,他不知道了,心中只有一个迫切的课题:研究孕震过程中的气象效应。
  
  通宵达旦的研究。大量的史料堆积得像小山一样。
  
  他在系统查阅整理全国各地震区降水量资料的基础上,列出了近百年来中国6.0级以上大地震的旱震震例229例。
  
  从公元前231年(秦始皇十六年)至公元1971年,在这2202年间,华北及渤海地区共发生6.0级以上大地震69次,其中除1337年9月8日河北怀来6.5级地震,震前二年大饥,灾因不详及1368年7月8日山西徐沟6级地震,震前一年大风雹外,67次地震都是旱震震例。其中,震前一年大旱者为27次,震前二年大旱者为15次,震前三年大旱者为16次,震前三年半大旱者为9次。总之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大旱为67次,占地震总次数的97.1%。
  
  他在研究孕震过程中的气象效应时发现:
  
  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随震级大小而增减。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
  
  1972年11月,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在临汾召开。耿庆国的旱震关系报告,令与会者震惊。
  
  1972年,华北及渤海北部旱区面积达113.4万平方公里,在大旱后一至三年半时间,河北、山西、辽宁和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将发生7.5级以上大地震。若在旱后第三年发震,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
  
  震级会这么大吗?华北这么重要的地区!
  
  大多数人接受不了。你耿庆国是中国科技大学地震专业科班出身,你的同行也不是卖西瓜的老农,他们的反驳意见绝不是凭空捏造!他们极力说服耿庆国把震级降下来,别报那么大,也不要圈得那么死,就是河北、辽宁、山西和内蒙古这个范围内,而且首当其冲的是京津唐这个地区。
  
  耿庆国不。
  
  主持会议的郭增建教授劝道:你报得震级太大了,哪里会有7级以上?耿庆国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可是郭教授毕竟是自己敬重的科学家!耿庆国的诗词派上了用场,赶快写了一首七绝呈送教授:
  
  感事赠郭增建诗一首
  
  观点无须再阐明,顾全大体但求同。
  
  独排众议须借胆,实践强于雄辩功。
  
  1972年11月30日
  
  不辩论了。耿庆国想,咱们看实践吧,看有没有7级大地震。
  
  年轻人立下字据了。
  
  年轻气盛!你一个人充其量算是一个极少数,干什么还留了一纸字据?如果日后不震,你如何在中国地震界抬头?岂不留下了千秋话柄?你也许无所谓,才31岁嘛。你的恩师——享誉海内外的傅承义教授那张脸搁哪合适。
  
  1973年,华北及渤海地区陆续出现了解放后历年同期罕见的暖冬冷春、旱涝交替、干湿失调的气象异常,一直到1974年5月份,华北及渤海地区大旱区面积又在缓缓收缩,表明华北北部强震孕育过程中的中期气象异常仍在继续存在、发展和变化,并正在逐渐向中短期异常阶段过渡。
  
  1974年5月31日,北京市西颐宾馆北馆五单元诞生了一份中国地震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极其重要的报告:《关于对我国华北及渤海地区1972年特大干旱提出的旱震关系中期预报意见的基础依据和分析结论》。报告明确提出:
  
  1972年大旱后的一至三年或稍长时间内(即1973至1976年),在华北及渤海地区,特别是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可能会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
  
  若在1975年以后发生地震,则震级可达7.5—8级左右。
  
  1972年华北及渤海大旱区的特旱带为:辽南的锦州—岫岩一带、河北唐山地区以及河北山西交界的石家庄—邢台—太原—忻县一带。
  
  对上述特旱带及其附近地区(1973—1976年)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必须认真重视。
  
  ……
  
  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周恩来总理指示的“地震工作要以预报为主”的方针。在对未来震情判断(尤其是对可能发生地震的震级预报方面)有争议的地区,为了正确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我郑重建议:不妨以最坏的情况,即可能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考虑部署地震预防工作,这样做于人民的事业是有利的。
  
  鉴于大面积旱区一般都是旱后可能发生强烈地震的波及区和有感区,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对人民负责,我们有责任大声疾呼:
  
  请有关方面切实加强京津唐张地区和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的防震抗震和群测群防、专群结合的测报工作,特别要时刻警惕可能发生的波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和沈阳的震级在7级以上,甚至7.5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几百天之内强震就有到来的可能!!!
  
  耿庆国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报告还附了表二表三,表中分别列出了自1954年和1957年大量的数据及历年的平均值。
  
  表二(1972年华北及渤海地区特旱带之一)
  
  辽宁南部的锦州—岫岩一带
  
  表三(1972年华北及渤海地区特旱带之二)
  
  河北北部的唐山地区
  
  北京市地震办公室主任傅瑞峰掂出了这份报告的分量,全力支持耿庆国。
  
  1974年6月4日上午,白介夫(时任北京科技局党委书记)专门听取耿庆国的汇报。
  
  白介夫指示:马上向胡克实(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汇报。
  
  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在百忙之中召见了耿庆国。
  
  1974年6月7日至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会议形成了以中科院名义呈报国务院的《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摘要如下:
  
  会上对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地震形势,进行了分析。多数人认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晋冀豫交界的邯郸、安阳一带,山西临汾盆地,山东临沂一带和黄海中部等地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内蒙古的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
  
  其主要依据是:
  
  ……
  
  还有一些同志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并考虑到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认为华北已积累7至8级地震的能量,加之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去年又出现建国以来少有的暖冬冷春,干湿失调的气象异常,提出华北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但也有人根据地球转速去年开始变快,和以往在此情况下华北很少发生强震,以及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的情况,认为华北近年不会发生大于5.5级地震。
  
  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接受江苏溧阳和云南昭通连续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教训,虽然会议对北方一些地区发生强震的分析不尽准确,但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
  
  ……
  
  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京津唐张协作组由北京、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地球物理所,地震地质大队,地震测量队组成,暂由国家地震局负责;渤海地区协作组由辽宁、天津、山东的地震部门组成,会议推定由辽宁负责。协作组应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下达了国发(1974年)69号文件,向有关七省市批转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并提出了对地震工作的指导方针。
  
  做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运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由于目前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因此,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因此而引起群众恐慌和思想波动,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更要警惕阶级敌人借此造谣惑众,进行破坏活动。
  
  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女士在《周总理和我的父亲周荣鑫》一文中写道:
  
  我父亲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周总理特别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地震预报,既不能漏报,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又不能乱报,惊扰群众影响生产。
  
  父亲遵照总理的指示,一直非常警惕地关心地震动向。当时有部分权威学者认为,辽南50年内无大震。但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等人通过对华北地区旱情的分析,结合辽宁的前震预兆,提出辽南的金、辽、海、盖地区近期有7级地震的说法。我父亲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各种不同观点,果断地签发给国务院的书面报告,预报辽南一两年内有6级以上地震。并通知当地认真做好防震准备。
  
  在他调离中国科学院之前,作为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我父亲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向国务院签发了最后一份报告。向中央汇报,第一种意见认为,京津唐张地区一两年内可能有6级以上地震,报告中同时汇报了其他同志关于地震趋势所持的不同意见和相反意见。李先念伯伯签发批转了这份报告,要求有关省市和部门注意。
  
  密切关注京津唐张震区的周荣鑫同志于1976年4月12日在批斗会场被迫害致死,年仅59岁!
  
  距唐山大地震仅三个月零十六天。
  
  国务院69号文件是一个伟大的预言,以8个月后辽宁海城地震为起点,一次又一次的地震验证了其中期预报的准确性。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海城7.3级。
  
  1976年4月6日0时54分,内蒙古和林格尔6.2级。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唐山7.8级。
  
  1976年7月28日7时17分,天津宁河6.2级。
  
  1976年7月28日18时45分,河北滦县7.1级。
  
  我的思考:
  
  1.地震预报是大自然强加给人类的一道世界性难题。它不像哥德巴赫猜想那样,可以由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从容地去解,解不出来也不会造成大悲剧。地震中短期预报则不然,随着大地震各种异常的出现,它逼迫地震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必须做出抉择:向公众报还是不报?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因为这种抉择太残酷了。如果发布了地震预报,而地震没有发生,它给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如果不发布地震预报,地震发生了,又会引起公众愤怒,科学家与政府官员相互扯皮的同时,最终往往把责任推向大自然。
  
  2.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周荣鑫、胡克实和白介夫等政府要员,以勇于承担风险的伟大胸怀,仅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就果断地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69号文件。这是我所知道的中国政府下发的第一个地震预测预防的正式文件。其他各国和地区有无先例,笔者无从考证。
  
  3.第69号文件的语言尽管有当时的政治痕迹,但它的减灾防灾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不可估量的普遍指导意义。唐山地震二十多年后,我采访联合国UNGP-IPASD官员时发现,联合国的防灾减灾思想与二十多年前69号文件的思想竟是那么相似!
  
  海城辉煌了,唐山呢
  
  1975年3月13日,日本《东京新闻》刊登了一条消息:《中国预测出七点三级地震,辽东半岛在发生地震前8个月就发出警告》。摘要如下:
  
  群众的观测小组十分活跃
  
  看来,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全国努力搞好地震预测工作。尤其是,地震专家依靠广大群众,以便尽快掌握前兆的异常现象,作出相应的对策。
  
  总之,在中国组成了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大规模的地震预测网,显然是为了预测地震和事前采取对策发挥力量。
  
  准确预报七级以上的地震,在世界上也是首次。
  
  在预测地震方面,近两三年来也曾报道过美国和苏联等预测成功,但那些都是六级以下的规模很小的地震。中国准确预报七级“灾害地震”,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必将引起我国以及世界各国地震人员的注目。
  
  东京大学教授浅田敏讲,中国地震研究和预报工作水平是相当高的……
  
  海城地震成功地发布了临震预报,各种肤色的记者们着实兴奋了一阵,为中国地震界织就了一面辉煌的旗帜,风不吹也猎猎作响。一时陶醉了多少地震学家和政府官员!
  
  1975年8月,国家地震局在海城召开地震总结会。
  
  在宾馆楼梯的拐弯处,耿庆国和郭增建教授不期而遇。郭教授说,你的诗,“观点无须再阐明”,我还记得。你是“实践强于雄辩功”啊!教授拍打着小耿年轻的肩头,伸出了大拇指,说海城地震还是报得可以的。
  
  耿庆国说,京津唐还有7级以上地震,还是“实践强于雄辩功”!
  
  1975年12月15日,国家地震局海城地震科技交流和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肯定了耿庆国的旱震理论,简报第6期摘要如下。
  
  海城地震的宏观前兆
  
  —— 气象明显异常和动物的异常反应  
  
  ……
  
  大震前的气象异常。海城地震前出现了急剧气温升高现象,震前四十余天,辽南地区几乎连续增温,冻土融化,雷、雨、雪、雹同时发生。有次夜间升温竟高达15度。发震当天早晨从8时起,一个半小时内气温猛然上升12度。这些异常现象,不是一般气象过程。注意识别这些异常现象,对于地震的短期和临震预报,有一定的意义。
  
  根据历史记载和对一些震例的剖析,发现一些大震多在大旱之后一至三年半内发生。1972年华北及渤海地区发生特大干旱,锦州、营口、岫岩一带正是这一旱区中的特殊旱带之一,海城大震的震中区出现在这条特旱带上,并不是偶然的。因此,在中长期地震预报中,对于旱震关系的研究值得注意。
  
  ……
  
  1976年1月28日,国家地震局呈报国务院《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1976年地震趋势的报告》。摘要如下:
  
  华副总理并国务院:
  
  我局于1975年12月15日至1976年1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海城地震科技经验交流会和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议。
  
  ……
  
  会议认为:京、津、唐、渤、张地区今年内仍然存在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但目前尚未出现明显的短期和临震异常。
  
  ……
  
  前兆异常:
  
  1.地形变:香河、沧州的短水准,辽宁朝阳、锦州、沈阳的地倾斜,平谷—香河和乐亭—柏各庄的水准测量,都发现一些异常。有的异常量较大。
  
  2.地电:宝坻、青光、塘沽、唐山和盘锦等台的地电,从1975年4月起出现异常,目前仍在发展。
  
  3.地应力:蔚县、怀来、三河、唐山、锦州等台,从1975年4月起出现地应力异常,最长的已持续二百余天。
  
  4.水氡:在唐山、滦县、兴城、朝阳等地,水中含氡量于1975年10月前后陆续出现异常,有的已超过正常含量的百分之十左右。
  
  ……
  
  目前地震活动和前兆异常的空间分布来看,唐山与朝阳之间和京津之间两个地区尤应加强工作。
  
  ……
  
  这份报告产生于唐山大地震前整整半年时间!
  
  细心的读者已经看出唐山所处的危险位置。这是一份出色的唐山大地震中期预报!
  
  报告的后半部是措施和建议,一共七条:从加强领导到人员编制的解决,从群测群防到老旧建筑的调查,以及扩大京津唐张协作组等等,措施与目标都十分明确。第七条“加强震情分析”,却让人陷入一种永远的悲哀——我们是如何加强震情分析的!
  
  令人震惊的临震告急倒计时
  
  我采访的地震科学家们,每当提起唐山大地震,他们那种悲愤之情令我终生难忘。我真的想借用广播电台的宝贵频道,向世人播发我的采访录音:有科学家震撼人心的回忆,也有科学家憋屈已久的哭声……
  
  二十多年了,地震科学家们已两鬓如霜,沉重的心却留在了七•二八的那一天。
  
  唐山大地震强加给他们一种永远的痛——人民用税收养大的科学家,在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干了些什么?他们无法向世人解释,历史没有给他们一个解释的机会。
  
  他们为研究唐山地震而付出的心血连同24万具尸体一道,在那个悲惨瞬间无声无息地消逝了。
  
  在大毁灭一天天逼近的时候,历史记录下了这样一份令善良的人们震惊的时间表:
  
  1976年7月5日,北京地区的气象要素中相继出现了四项异常!
  
  日降水量:6月29日突破历年同日最高值。
  
  日平均气温:6月30日至7月5日连续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
  
  日最高气温:7月1日和4日分别突破历年同日最高值。
  
  日最低气温:7月3日、4日连续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
  
  耿庆国认为,只差日平均气压一项指标还没有出现异常。低压指标突破,就可能达到临震指标。
  
  他马不停蹄地奔向他监视已久的危险区,收集当地近期的气象要素资料。7月6日唐山。7月8日天津。7月9日廊坊。
  
  7月10日夜间赶回北京。
  
  7月11日,他分别向北京市地震队邢景孟同志,业务组组长鲁连勤同志紧急汇报,认为震情形势严重而紧迫。
  
  耿庆国同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京津唐渤张地区的震情进行了紧急磋商。
  
  根据华祥文提出的地震活动性异常、李宣瑚提出的水化学氡含量异常、耿庆国提出的旱震关系和气象异常,陈克忠提出的大灰厂形变异常,以及其他同志提出的该地区地磁场总强度异常、地下水位异常和地电异常等,认为有必要向上级主管领导做震情汇报,以便能及时地把京津唐渤张地区广大专群地震工作者迅速动员起来,全力捕捉临震信息。
  
  邢景孟和鲁连勤对地震预报科研人员提出的七大异常的发展变化极为重视,为此专门召开了党总支委员会会议,决定立即向北京市科技局党委做震情汇报。
  
  1976年7月13日晚,北京市地震队向北京市科技局党委作关于当前震情的正式汇报。
  
  白介夫当即指示:北京市地震队要以临震姿态投入工作。立即把震情危险性向国家地震局汇报,听听国家地震局的看法。把北京市地震队的震情分析意见及国家地震局的震情分析意见一并报告市委,以便市委报告中央。
  
  1976年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张国民打电话给汪成民,汇报了“七大异常”和震情分析意见。张国民特别指出:遵照白介夫同志的意见,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详细汇报。汪成民经请示领导,回电:“经向领导请示,要求给一周的时间,以便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一下那里的异常情况,再听取北京队的震情汇报。”
  
  听汇报的时间推迟一周,定为7月21日。
  
  同日,北京市地震队发出工作简报第二十九期《关于加强当前京区震情监视的意见》,指出:
  
  上半年观测到了地形变、水氡、地电、地磁、地下水位、地震活动及气象异常等多方面的重要异常变化。这些情况预示着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应力场正在增加,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
  
  在当前的地震形势下,为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首都的光荣政治任务,按照局党委指示,我队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高度警惕当前震情的发展和变化,用临震的姿态密切注视京区的地震动向。
  
  这份邢景孟委托耿庆国起草的震情告急文件,当日即呈报了如下部门: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国家地震局科研处京津唐张协作组办公室、北京市科技局、北京市地震办公室,以及北京市地震队所属地震台站和北京市各区县地震办公室。
  
  耿庆国监视的北京地区气象要素指标又有了新的发展。
  
  最低气温:7月11日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
  
  平均气温:7月15日、20日分别突破历年同日最低值。
  
  最高气温:7月19日、20日连续突破历年同日最高值。
  
  从6月29日至7月20日止,累计出现的四项指标(含日降水量)极值异常达15个之多。这是他自1973年潜心研究短临气象要素五项指标以来,从未见过的特大异常!
  
  这绝不是一个5级中强地震的前兆异常显示,而是比邢台7.2级、渤海7.3级和海城7.3级地震的短临气象要素异常还要突出的短期临震气象异常指标。根据耿庆国多年研究给出的有关震例判断,只等低压突破就将出现临震。这意味着,至少首都北京将出现烈度为6度的破坏!
  
  1976年7月21日。令人心急如焚的一周终于熬过去了,距大地震的时间愈来愈近。北京市地震队没有盼来汇报的机会……
  
  白介夫来电:你们一周前向我汇报,说要临震,要波及北京!我让你们打一个报告给我,报告打不过来!
  
  面对作风泼辣令人敬服的老领导,北京市地震队能说什么呢?
  
  上午9时,耿庆国对张国民说:“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为什么不听我们的震情汇报,误了事怎么办?当前震情形势紧迫,短期临震气象要素指标仍在继续发展,只等低压突破就是临震!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头脑清楚,搞不好要出大事情。如果有震,根据旱震关系提供的中期异常背景,震级一定很大,说不定又是一个7级大地震!因此,必须把案备好,千万不要贻误战机,铸成大错。”
  
  又说:“你作为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你不要打电话给汪成民,他和我一样,只是你们下面的一个小组长。你应当打电话给梅世蓉,对她说,今天是7月21日了,不能一拖再拖了,我们要求今天上午立即向梅本人汇报震情,放下电话就去!”
  
  张国民立即打电话给梅世蓉,再次要求安排时间,请梅立即听取震情汇报。
  
  梅世蓉说,自己了解的情况不多,要等汪成民从唐山回来再谈。梅又说,时间改为7月26日,地点在北京市地震队。
  
  1976年7月23日,低压突破!
  
  北京地区日平均气压991.9毫巴,突破了历史同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这是有气压观测资料(1951年)以来历年同日最低值,也是1976年以来计205天中逐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
  
  北京地区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全部出现!
  
  1976年7月24日,北京市地震队业务组震情分析预报人员召开震情会商会议。
  
  华祥文根据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提出:1976年7月底8月初京津唐张地区将发生5级以上地震。
  
  李宣瑚根据管庄水氡和京津唐渤张地区水氡异常提出:1976年7月底8月初将在京津唐渤地区发生5级以上地震。
  
  张闵厚根据磁情指数异常提出:可能的发震危险点是1976年7月26日±2天,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外围地区震级更大。
  
  耿庆国立即说:“根据当前的异常报临震,你若能把所预报地震震级提到5级以上,我根据低压突破、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异常,就将报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6级以上地震,时间是1976年7月29日之前!”
  
  耿庆国建议,正式书面上报短期临震意见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措辞为:
  
  根据当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水氡、地磁K指数、气象要素异常等情况,认为未来一周(1976年7月25日—7月31日)内,京津唐渤张地区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
  
  张国民最后说,由于我队掌握的各种异常情况已经及时报告了国家地震局,因此短期预报意见尽可以在两家会商时充分研究讨论后再报。
  
  同日,收到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的临震预报。
  
  根据地电异常、低气压异常等,“1976年7月27日以前,北京附近200公里范围内要发生5级以上地震”。
  
  同日,耿庆国给北京市地震办公室王敦吉去电,通报了当前已处于临震情况,请市地震办同志加倍留意北京地区宏观前兆异常现象。
  
  1976年7月26日,上午8时许,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带队,崔德海、钱复业等一行15人乘面包车到达北京市地震队。
  
  震情会商从早8时进行至下午5时半。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同志对北京市地震队提出的“七大异常”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北京队的分析预报人员就水氡、地震活动性、气象(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异常)和地磁K指数等手段回答了质疑。
  
  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
  
  严峻的现实是:对于京津唐地区如何报?
  
  汪成民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
  
  据梅世蓉同志讲,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会商会议结束的时候,汪成民表示:“北京队的同志做了很好的工作。情况很重要也很紧迫。”京津组组长很无奈,又说:“我们把北京队同志们的看法带回去研究,并向领导汇报。”
  
  1976年7月27日,黄昏依然降临。
  
  年轻的地震预报科学家耿庆国,像一头被困了十几天的狮子一样沉默。这是鲁迅先生说过的“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沉默。他周身的热血如岩浆般奔突。他急他恨,他想狂奔想咆哮。他无法逾越中国地震预报的权威机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
  
  耿庆国特别想念儿子,就去了朝阳门外三里屯他岳母家。他刚拿起筷子,大舅哥朱宜武进来说,衣服上怎么爬满了蚂蚁?岳母家住楼房一层,楼外两棵树之间拴一根铁线晾衣服。他又听岳母说,你看地上这么潮。他低头一看,一层潮湿,这是地下水往上涨啊。
  
  耿庆国忙说,坏了坏了,马上就要地震了!
  
  他放下筷子就到了三里屯派出所,在那儿跟地震队值班室通了电话,要他们收集宏观异常。昨天(7月26日)晚上,他特地对北京队副队长马志说明当前震情紧迫,要多收集宏观异常。马志说自己亲自去北京动物园找王金俊,抓紧对动物异常的监视。
  
  值班人员告诉耿庆国,廊坊水氡出现突跳。
  
  耿庆国马上意识到,这是重要情况。可他还能干点什么呢?天气异常闷热,非雨即震,没办法干着急啊!他就转,满北京转,考察宏观异常。城里有灯光就到城外转。东直门外朝阳门外安定门外到处转,他觉得非常累。
  
  耿庆国很孤独也很无奈,他力图捕捉来自大自然的信息。尽管这位地震科学家知道,即使捕捉到了也无济于事!午夜时分,这头曾经咆哮了十几天的狮子终于蔫了,回到了东四十一条那间九平方米的小屋……
  
  灾难的夜笼罩着古老的紫禁城。中南海的灯光依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者们,竟没有一个人知道巨大的死亡即将降临在数十万人民的头上。决策者们也不知道,在大毁灭即将来临之际,北京的地震科学家和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心急如焚!但是,除了国家地震局,他们找不到第二条渠道可以告急……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震惊中外的特大地震摧毁了整个唐山!
  
  一个黑色的瞬间,大地震残忍地剥夺了超过24万人生存的权利,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肢残者、孤儿和截瘫者,改变了几十万幸存者生活的命运。
  
  这一切全部归咎于大自然吗?!
  
  将近三十年了,在唐山大地震中罹难的超过24万的鲜活生命已经变成了累累白骨。我回忆着临震前兆现象,面对这些纸页泛黄的史料和堆积如山的数据和图表,一颗不再年轻的心,像玻璃杯一样破碎了,清脆而响亮。
  
  向唐山打个招呼可能吗
  
  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那些散发着历史气息的珍贵史料。我的心被强烈震撼的同时,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疑问。为了对历史负责,12天后我又采访了耿庆国。
  
  张庆洲:耿教授,你们北京市地震队7月14日告急,向震情主管部门——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约定汇报时间,就等待了12天!北京市地震队与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距离太远吗?
  
  耿庆国:空间距离不超过10公里。
  
  张庆洲:据我调查,唐山市地震监测网有四十几个台站,田金武、马希融等人都曾经发出了准确的临震预报,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冒昧地问一句,是不是有的专家认为他们是业余的,有点不屑一顾呢?
  
  耿庆国:别说基层地方监测人员了,我们专业工作者又如何!就在我们北京市地震队告急的同时,天津市地震局和地震地质大队也相继提出了震情报告和预报意见。
  
  张庆洲:利用短期临震气象要素指标异常做大地震的临震预报,准确率有多高?
  
  耿庆国:如果在满足异常指标之后就报地震,虽不会漏报大地震,但会造成虚报。据统计,单独依据短期临震气象要素指标来准确地预报6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在20%左右。如果在大旱年之后作5级以上地震的临震预报,成功的把握性将提高至50%左右。
  
  张庆洲:您的旱震关系学说,有一点我不明白,连老农也能看出“旱情”来,岂不是老农也能预测地震了吗?
  
  耿庆国(笑):旱庄稼的“旱”与旱震的“旱”,在概念上完全不是一回事。
  
  教授说着递给我一本《中国科学》B辑(1984年7月第7期),上面有他的论文。
  
  张庆洲:你的老师傅承义教授支持你的研究吗?
  
  耿庆国:1984年2月下旬,我请先生审阅我的著作《中国旱震关系研究》并写一篇序言。先生说,就用1975年1月15日我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代序吧。我当初就是支持你的,我是有我的见解的,不是你成功了我才支持你。那时海城地震、唐山地震还没有发生,我就讲,旱震关系有它的道理。
  
  张庆洲:傅承义先生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怎么看?
  
  耿庆国:我原原本本地讲了唐山地震震前的情况,我的老师傅承义先生谈了四点看法。
  
  第一,现在看来,唐山地震只是前震不明显,前兆还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在当时的情况下打一个5至6级的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能够办到的。但是他们居然没有做这件事!
  
  ……
  
  你不一定全引用这个话,但这是先生的原话。
  
  先生又说,我的三个学生,陈、张国民和你各有千秋。你就不要做官去了,你搞你的旱震研究,你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之前,国家地震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胡克实正被揭批,假如他在位的话,怎样做才能避免悲剧发生?
  
  耿庆国:胡克实说,要打一个电话报告给国务院值班室就可以,打个电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现在收到下属单位台站的报告,意见很不一致。震级呢,有的报7级,有的报5级都不够。时间呢,有的报这几天,有的报还要看几个月。地点呢,有的报唐山,有的报渤海。
  
  就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吃不准。
  
  报国务院值班室以后,按照周总理生前的程序,一个副总理就会出面开会听取大家的意见。你小耿为什么报7级,为什么是7月29日之前?你讲你的。有人说5级也没有,为什么没有?都可以说。一般讲,国务院会按照最坏的估计做准备。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国家的组织工作是很到位的!
  
  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动用基干民兵巡逻,查看宏观。解放军战士站岗,可以不惊动老百姓。命令18级以上干部在岗位上值班,一有宏观临震情况就通知。
  
  ……
  
  唐山大地震地声地光提前几小时就出现了。唐山当地好多人看见地光往家跑,以为是“苏修”扔了原子弹!动物异常出现得更早,据震后调查,人类认为最愚笨的猪也有34%的异常。
  
  ……
  
  耿庆国:唐山撤,北京也得防。这应该是很大的成就!
  
  张庆洲:胡克实什么时间讲的?
  
  耿庆国:1979年,我去他家看望他讲过。1986年7月18日,唐山大地震十周年之际,我和汪成民去拜访老领导时,他又讲。
  
  张庆洲:唐山地震发生后,您去考察了吗?
  
  耿庆国:作为地震科学家,震前去是我的责任,震后去是我的耻辱!
  
  张庆洲:您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还有什么话对数百万唐山人民说吗?
  
  耿庆国:我作为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始终认为,自己有责任、有权利,也有义务把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向党、向人民、向国际地震科学界,原原本本地讲清楚。这是一种道义的责任,也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科学家必须讲真话,不讲真话的人永远也没有资格当科学家!
  
  唐山大地震是有前兆的。不但有中期前兆也有大量的短临前兆。不但有中期预报,而且在1976年7月中下旬,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相继收到来自北京市地震队、地震地质大队、天津市地震局及许多地震台站、群测群防单位的震情告急和短临预报意见。地震的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
  
  从地震预测水平本身来衡量,我认为: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营口7.3级地震,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东7.3级地震,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7.4级地震,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7.2级地震,1976年8月23日四川松潘、平武间7.2级地震,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进行了预测和预防,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这几次大震的预报成功,不仅雄辩地证明了地震是可以预报预防的,而且标志着我国地震测报工作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唐山大地震的预测水平与上述几次7级以上大震在同一水平线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山地震的预测水平还要略高一些。其实,北京地震队7月14日告急至7月28日发生大地震,中间有15天的时间。如果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多听一些震情告急,召开一次有关京津唐渤张地区震情的紧急会商会,向京津唐地区的人民及时地打一个5—6级地震的招呼,尽管唐山市的城市破坏和房屋倒塌是不可避免的,但人民生命伤亡和财产损失是能够减轻的!
  
  唐山大地震是中国地震工作者毕生的遗憾。
  
  耿庆国研究员简历:
  
  耿庆国,1941年1月生,北京市人,满族。
  
  1965年8月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地震专业毕业,分配到地质部物探研究所。
  
  1968年1月任地质部物探所地震预报室技术负责人和北京管庄地震前兆预测台站首任台长。
  
  1970—1979年在北京市地震队工作。
  
  1980—1989年在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从事地震预报应用研究。
  
  现任中国地球物理协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行政管理与减灾全球计划项目科学顾问。
  
国家地震局隐私一瞥
  
  汪成民有点塌腰,这是唐山大地震给他留下的印记。为了抢救地震资料,他爬入即将倒塌的丰南岳42号房,被一块几十斤重的水泥板砸在腰部老伤上留下了病根。他头发花白,很软也很稀疏。
  
  他的回忆始终在一种恬淡的状态下进行,嘴角始终挂着一丝恬淡的微笑。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之处也平静如常。
  
  他曾是时代的骄子,留苏归来头上便罩上了一层光环。他也曾沦为时代的弃儿,戴着一顶臭老九的帽子进了干校。在干校养猪也养人,手就被卷进了搅面机里,大拇指与手腕之间的肉撕开了,留下了一条永远的疤,跟心上的伤疤一样长。
  
  唐山大地震以后,厄运再次降临在地震科学家头上。天大的冤屈他可以吞下去,妻子的离异却让他饱尝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在他的眼中,世界没了色彩,天也不再湛蓝。孤灯夜下,他悲怆地自己质问自己:
  
  我为什么留苏?
  
  我为什么搞地震预报?
  
  他又淡淡地笑了,一种无奈的笑,有一种苦味。
  
  我与地震科学家的谈话在悲壮的气氛中开始。
  
  替罪的羔羊
  
  1976年7月28日下午,一辆面包车通过丰润风驰电掣般地向唐山市区急驶。车里坐着表情严峻的汪成民。无论后人如何评说唐山大地震,这位41岁的科学家都是首当其冲的人物。
  
  七•二八大地震,震动了中南海,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政治不同肤色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向浩劫中的唐山表示了同情和悲哀。同情心献给不幸者,这是人类的美德之一。
  
  汪成民却有点异样。在那座雄伟的大楼里,他的腰杆骤然就挺直了许多,眼角和眉梢也能读出许多的内容来了。你看看,我说对了吧,我说有地震嘛。另外一些人就显得有点灰了。
  
  中南海传唤。
  
  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带上汪成民直奔最高统帅部。这两个人行政级别差距太大。组长上头是副主任,副主任上头是主任,主任上头是副局长,副局长上头是局长。中间那几个关键岗位上的领导呢?局长似乎无暇顾及这些了。在车上,局长对组长说,小汪,你这次可对了,不得了,你给地震局露脸了。
  
  在中南海紫光阁,惨烈的现实把局长的“露脸”击得粉碎!地震局一大一小两个官员看见了从大地震中死里逃生的李玉林。李玉林刚进门,纪登奎就把他抱住了。李玉林哭着说,纪副总理,整个唐山都平了……
  
  国家地震局的面包车依然向地震震中区急驶。汪成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的路那么漫长,那么刻骨铭心。
  
  第一个死亡之夜降临的时候,年轻的地震科学家泪眼蒙蒙。他看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唐山,痛苦呻吟的唐山,尸横遍野的唐山!
  
  从见到李玉林那一刻起,我就害怕了。这不是科学家之争的事了。两个科学家,你说天晴我说天雨,结果下雨了我对了。可是地震,死了二十几万哪!
  
  我们的面包车过了丰润,就看见公路全被震坏了。挤满了大小车辆和逃难的灾民。我们下车打听道,灾民竟都麻木了。我看见一个穿着破破烂烂公安制服的人,就过去问上唐山怎么走,一不小心说出是地震局的。那人一下子把枪掏出来顶上我,吼道,我崩了你,你们地震局是干什么吃的!车上的人赶忙下来劝,说他是干具体工作的不是领导。他说我老婆就在那儿,先拉人!我说我们要搞地震预报。他说地震都发生了搞什么预报!面包车就颠颠簸簸地拉伤员。我们和伤员挤在一块,耳朵听着呻吟声,衣裳沾上了鲜血。
  
  我痛苦,我悲哀,可是我没法说!
  
  夜幕中的唐山,一星亮光也没有。哪里还有什么标志,只有唐山矿的井架孤零零地立着。我的心情太复杂了,我是地震科学家!可以做到的事,我没有做到,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是没有做到。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哪!
  
  我到了抗震救灾指挥部以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提出:封存所有资料,以备审查。
  
  在唐山的那些日子,在哪儿也不敢说是地震局的。那阵子是共产主义,到哪儿都能吃饭。但是只要露出身份人家绝对不管饭,还骂你打你。
  
  那天,马希融来飞机场参加会。他讲着讲着就把他母亲的血衣抖出来了,他就哭诉唐山地震前他有预报,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当时我是主持会的啊,立马就围上来一群人。有人喊,谁是地震局的?马希融一指我,一帮人上来就揍。我躲到桌子底下,身上挨了好多拳。有几个解放军战士把我保护起来,不然非揍死不可。
  
  唐山大地震前,马家沟地震台是有预报的。我组的钱复业曾经去过马家沟。马希融把异常跟她讲了。她回来汇报说,他那是异常吗?真要是异常,唐山不就彻底毁了吗?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儿了,我的上头和下头都有人反对我的观点。马希融事后了解了真相,我们之间的矛盾才慢慢缓和了。
  
  震前,我派往唐山的人,有的支持我有的反对我。震后,我在唐山被人骂被人打。群众不理解,领导不让说。为什么搞地震预报这么难哪!
  
  我在唐山工作了几个月,中途回北京汇报了几次。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我不服,越不服就越糟。军代表出面做工作了。他说你拿党籍保证。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说你尽突出自己能入党吗?我妻子也受了很多压力,我没什么好说的,夫妻两个就客客气气地分手了。那些日子,我再脆弱一点就要发疯要自杀。
  
  汪成民性格内向,他平缓的叙述令我感到压抑。凌乱的茶几上,堆满了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文件和资料。有的资料已经泛黄了,散发着历史的气息。有的图纸线段模糊,却依然顽强地昭示着什么,可是制图者已经震亡了。这些珍贵的史料他已经保存了二十多年。
  
  地震科学家要证明什么呢?
  
  “东西之争”风云乍起
  
  唐山大地震在科学上的重要性,灾害上的严重性,以及地震部门围绕唐山地震所暴露的矛盾的充分性,严肃认真地总结唐山地震对造福于全人类是十分重要的。遗憾的是,二十多年了没有进行这项总结,也许真的是没有办法进行总结,如果总结也许会总结出点什么事情来!地震预报难度大,没过关,的确是客观事实。但不容置疑的是,唐山大地震前后我国对7级以上大地震多次预报成功也是客观事实。
  
  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漏报呢?
  
  唐山地震前,国家地震局到底掌握多少异常情况?数量多少,严重性如何?地震局领导及分析预报室对此持什么态度?如果有情况为什么不报告党中央和国务院?来自下面的异常情况和预报意见被卡在了哪个环节上,原因是什么?唐山地震漏报有客观原因,但从地震局主观上看,工作、思想、组织以及作风方面有没有问题?
  
  我提出的疑问也许有些尖刻,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只有调查清楚唐山地震漏报的症结所在,才能真正地吸取血的教训,使唐山大地震的惨剧不再重演,这是本调查的惟一宗旨。
  
  汪成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的回忆中。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种子,大约在1974—1975年就已经播下了。
  
  197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科学院“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即国务院69号文件)。国家地震局于1975年1月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会上地震专家们对中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
  
  以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为代表的专家认为,我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两年主要危险在我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另外一些青年专家则认为,上述观点对东部形势的严重性估计太低,既与实际情况不符,也与半年前国务院69号文件提法相矛盾。
  
  在这种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领导同意临时再增加一个报告,让汪成民代表东部有震观点的同志发言。
  
  这是历次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惟一的一次,分析预报室将全国一分为二,出现了两个独立的报告。
  
  中国东部与西部地震形势。
  
  1975年1月12日,汪成民作了题为“对我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科学院、地震局领导周荣鑫、王建中等,还有全国代表百余人。报告提出:1975—1976年我国东部可能发生强震,可能地点是华北北部与苏鲁皖交界,可能强度达6级左右。
  
  我凝视着“1975—1976年中国东部地震形势分析图”陷入了沉思。在近似椭圆形危险区的长轴两端,分别标注着令世人震惊的两个地名:唐山和海城!
  
  这张图绘制于1974年12月,出自汪成民之手。
  
  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7.3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地震。
  
  1975年1月12日,全国会商会上一场争论,形成了汪成民称之为学术上的正常的“东西之争”。这场中国地震界的“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一封鲜为人知的遗书
  
  我从汪成民手中接过一封信件。不知是年代久远还是收信人的泪水,有些段落模糊了。笔迹清秀流畅,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地震工作者一种执著的追求。我翻到信的结尾不禁一惊:贾云年!
  
  辽宁海城地震以后,河北省地震局贾云年给汪成民来信,对发生在一个月前会商会上的一场争论,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摘录如下。
  
  汪成民同志,春节好!
  
  辽宁地震发生后,我们都十分关心震情的发展,心情当然也是十分焦急的。
  
  ……
  
  辽宁地震的发生,对我们专业人员包括领导在内,在认识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促进是:继河间、渤海之后再一次证明了邢台地震的发生是应力场加强——即地震活动急剧增强的突出体现。换言之,邢台地震的发生表明了一个活动期的开始,而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有的已公开发表)是结束或进入调整期,更不是30年内无大于6级地震的问题。我们并不是盲目夸大地震活动,但是对于地震活动总的发展趋势的战略分析与估计的正确与否,在我们的地震预报工作中可以说是占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地位的。
  
  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
  
  根据河北省及邻区的地震地质分析,1980年左右在河北北部有发生大于7级地震的可能。
  
  ……
  
  我们的这一预报意见1974年初就发出了,但始终没能在一定的场合下讨论。本想在“应力场”会上详细研究讨论一番也未实现。
  
  ……
  
  祝工作好!
  
  贾云年 1975.2.12
  
  贾云年的遗书态度很明确,在重申1974年预报意见的同时,也道出了一个地震工作者的忧虑和不安。“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云年,您是我永远也无法采访到的人。您的遗书写于1975年2月12日,这一天是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二!在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盛大节日里,合家团圆,爆竹声声,您为了祖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却在奋笔疾书……
  
  我原想采访您的妻子陈非比女士,又一想,25年过去了,不能再揭开不幸的女人心上的伤疤,我最终放弃了采访计划。
  
  在此,我为你的英灵祈祷!
  
  “东西之争”愈演愈烈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依然坚持东部问题不大的错误估计,认为海城地震是这次活动期最后的一次强震。
  
  北京市地震队的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意见,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
  
  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娄子。”
  
  又说:“69号文件已完成历史任务,到期就撤。”
  
  汪成民却反其道而行之,写了《谈海城地震后我国东部地震形势》一文,支持耿庆国、贾云年等坚持有大震观点的同志,利用出席一些重要会议的机会进行宣传。在国务院小会议厅(华国锋、吴德等中央负责同志在场)、在国家计委(袁宝华主持会议,余秋里同志在场)等处多次阐明以下观点:
  
  1.海城地震是中国东部活动增强的信号,而不是结束的信号。
  
  2.大震有串发特点,今后1—2年内可能还有震,国务院69号文件不能撤。
  
  3.海城地震后牵动燕山南麓向东发展可能性大。京津唐渤张是危险区之一。
  
  汪成民平静地叙述着历史。四四方方的茶几上堆着半尺多高的史料。他是很严谨的科学家,几乎每一句话都有出处。他讲话很注意把握分寸,但不知为什么有点“保守”。他写于1975年7月的“京津唐张渤地震形势”提纲,明明白白地写着:
  
  串发性特点:今明年还可能发生>7级(地震)。
  
  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跟我讲。我想,也许当年在公开场合没有讲这个话,但是“7级”在他心里可能占了很大的分量。
  
  1976年初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梅世蓉副主任身体欠佳,没有出席会议,汪成民代表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向大会作总报告。他放开手脚专门论述了“东西之争”,反对只重视西部抓8级地震,而忽视东部的战略估计,并进一步把海城地震后下次地震的危险区缩小到唐山滦县与辽西一带。摘录如下。
  
  关于一九七六年地震趋势意见
  
  ……
  
  地震活动及大地测量等资料表明,京、津、唐、张、渤一带及其邻近地区,继海城地震之后,仍然存在着发生5—6级地震的背景。其主要依据是:小震活动仍有集中成带并围成空区的分布;许多台站的地应力,宝坻、唐山、西集、中兴庄等台的地电,香河一带的地形变,锦州、朝阳、沈阳等台的地倾斜,以及一些台站的水氡观测,多发现有半年左右的异常;在辽南西部的老虎山—大庙、河北的蓟县—兴隆等地的重力复测发现几段较明显的异常变化。总的看来,河北的东部和辽宁的西南部,观测到较多的中期趋势异常。因此,在冀东北至冀辽交界地区(包括渤海沿岸)及京津之间,需继续加强观测分析工作。
  
  ……
  
  1976年4月,京津唐地区出现了异常,最突出的有宝坻地电、昌黎地磁、滦县水氡、香河水准等。汪成民带队去唐山—山海关一线调查落实情况,结论是:“异常是真实可信的,并非外界干扰引起,此区震情要密切注视。”
  
  汪成民带队在外调查,梅世蓉筹备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讨论会。这个会开成了一个降调会,不仅将全国会商会的结论退了下来,并且公开提出:国务院69号文件的预报期限已到,到6月若不发震,就下通知撤销此文件。
  
  1976年5月底,云南龙陵发生7.4级地震,丁国瑜主任带队去了四川。这次地震证明了梅世蓉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的正确性。当四川出现一些情况时,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去了四川。而且削弱京津地区的一些技术力量、仪器设备,如流动重力队等也从京津唐地区抽调到了川滇。
  
  1976年6月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京津唐地区异常逐渐增多,另一方面监测力量不断削弱。局分析室负责业务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在家,全部到了川滇。
  
  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
  
  分析组长掌握什么震情
  
  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地震监测网曾出现了大量的异常。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不知道吗?唐山大地震过去二十多年了,这段历史终究要澄清!震情分析组长掌握多少唐山临震异常?
  
  汪成民先生陷入沉思,唐山大地震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但这毕竟无法避免地涉及到“责任问题”。
  
  我的录音机无声地转动着。这一段录音带是难以忍受的空白,间或一两声咳嗽声。
  
  从6月中旬起,分析预报室陆续观测到一批异常现象,并收到愈来愈多的预报,平常每月平均只收到了3—5次预报,6月以来则收到15次预报。预报时间集中,调子较高,异常现象也较明显。
  
  6月21日,根据气象分析资料,唐山出现类似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前的气象异常。
  
  7月5日,多项监测手段出现过去少见的异常,为此汪成民在会商会记录中写上结论,特别强调要注意临震(异常)。
  
  7月12日,根据地磁资料提出,7月19日与7月29日是近期两个易发震的危险日期。
  
  7月14日,北京地震队张国民来电称,北京地区观测到自建队以来最明显的异常现象,累计有7大异常,担心北京地区要出问题。
  
  7月16日,先后收到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
  
  ……
  
  此时,上报的震情报告越来越多,汪成民十分焦急。梅世蓉副主任从四川回来,他就及时进行了汇报。梅世蓉说:“四川比这还热闹也没发生地震,从测震角度看,华北问题不大。”
  
  汪成民直接找局领导反映,约了几次都没时间听。
  
  他们很忙,正忙着按科学院批“两胡”的精神部署工作,科学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地震局揭批胡克实同志。
  
  汪成民的思想负担很重,地震预报本身没过关,谁都很难说有把握,偏偏又是预报京津唐这个敏感地区……而对京津地区预报已有明文规定,没取得领导同意之前,他无权也不敢下结论!
  
  汪成民决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采取一些“越轨”的方法。
  
  被迫“越轨”
  
  我看出了汪成民那份刻骨铭心的无奈。他像是一位出色的猎手,已经发现了吞噬人民生命的恶魔。他手中的猎枪,子弹已经上膛,可是他无权开枪!他只能迂回,迂回,再迂回。
  
  汪成民这个组14人,在十几天内他组织了25人次下台站,这样频繁的调研在国家地震局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为了配合调研工作,他给司机班开了震情座谈会,要求随时准备出车。
  
  7月17日,汪成民决定第三次亲自去唐山。他有两个目的。一是向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查志远汇报,副局长正在唐山主持一个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二是利用会议广泛地向代表们收集情况,了解是否有临震异常,进行情况通报。他专门印了一张突变异常调查表,要求各观测点对最近本区突出情况发表意见,在7月底以前填表直接报送北京。
  
  这种不通过省、地、市组织直接一杆子捅到底,由国家局直接发调查表了解临震异常的办法,是国家地震局从未用过的应急措施。许多代表反映,这种异于寻常的做法,提高了对地震突然袭击的思想准备。这些表格在唐山大地震前夕有的报送了北京,但大部分没有收回,也许填表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汪成民在资料堆中抽出一张调查表,由于年代已久,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摘录于下。
  
  突变异常调查表
  
  填报单位:天津市汉沽区 填表日期:1976.7.22
  
  主要内容:
  
  汉沽一中“磁偏角”和“土地电”:认为本月底或下月中旬偏东北存在震情。
  
  东风盐化厂海潮观测:7月6—17日,异常11天,幅度达21cm,近期渤海沿岸应有震。总的看来,在长趋势背景上,海潮是成线性上升的,在上升中出现鼓包,这个鼓包可视为短临异常。而上升的过程是否视为大震在孕育中?
  
  ……
  
  汉沽!
  
  1976年7月28日上午我(作者)途经汉沽,踩着拧成麻花的钢轨,遥望汉沽人处理死者的方式很气愤。他们大都是4个人抬着一块门板,上面的死尸只裹着一床棉被。为什么不去火葬场?为什么不打一口棺材?遇难者是自己的亲人哪!我到唐山才看见唐山远不如汉沽。唐山市没有了街道,没有一条大街小巷是没有死尸的。天下着雨,所有街道都成暗红色的了。解放军的翻斗车昼夜清尸也清不完,那时正是三伏天,三四天以后,尸臭弥漫了整个唐山。解放军官兵常常被呛昏了,不得已戴上了防毒面具。超过二十四万的遇难者就这样走了。
  
  填写突变异常调查表的汉沽地震工作者,您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存了吗?
  
  汪成民发了三百多份突变异常调查表。
  
  汪成民要求作大会震情发言,查志远副局长不同意。
  
  7月17和18日,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汪成民和部分与会者开了两个座谈会,他在这两次座谈会上通报了震情!
  
  营口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同志听了情况通报后,当夜写了一个紧急情况反映,向市革命委员会等处报告。
  
  曹显清,被中国地震界称为“曹地办”的小老头由于海城营口成功地预报了7.3级大地震,身披一层辉煌而载入了史册。尽管那次地震预报被誉为“世界奇迹”风靡了海内外,但他丝毫不敢忘却地震的惨烈:死亡1328人,重伤4292人……紧急情况反映摘录如下。
  
  紧急情况!
  
  华北协作区地震形势比较严重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汪成民讲)
  
  国际国内地震有特殊活动。如果人的体温37°为正常,现已超过。
  
  华北可能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
  
  ……京津唐渤张应严肃注意。
  
  曹显清
  
  1976年7月17日
  
  我不禁对曹显清老人肃然起敬。那天晚上很热,汪成民讲到很晚才散会,老人是怀着一种什么心情连夜起草报告的?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更是不敢怠慢,带着汪成民通报的地震预报意见,风尘仆仆地赶回生养他的故乡!
  
  二十多年以后,我在青龙看到了“中共青龙县委员会办公会议”记录。会议内容:……7月22日至8月5日有五级地震。地点:京津唐渤张一带,下半年至明年有7级至8级地震。
  
  我想,假如国家地震局这个会不是在唐山开,参加会议的唐山人晚上也许不会回家;假如查副局长点一下头,允许汪成民在正式会议上通报震情,唐山也许和青龙一样会创造出人类灾害史上的奇迹;假如……那样的话,唐山就会少一些地震遇难者,少一些截瘫者,少一些地震孤儿……还会少一些重组家庭……
  
  然而,历史不承认假如!
  
  汪成民在座谈会上讲的地震预报意见是:7月22日至8月5日有5级地震,可是又说下半年至明年有7——8级地震,7月份已经是下半年了,时间上不矛盾吗?汪成民沉痛地回忆,我是故意这样说的。既要把震情讲出来,还要不违抗领导的指示。只能先说5级,再说下半年有7级以上大地震。尽管这样,还怕领导说我捅事!
  
  就在大地震迫在眉睫的时候,汪成民可能尝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个中滋味,就瞒着梅世蓉给远在云南的丁国瑜主任挂了电话。汪成民向丁主任汇报:京津唐异常多,情况严重,我的工作遇到了困难,希望丁主任尽快回京。另外,汪成民请丁主任把临时抽到川滇加强工作的北京、天津、河北的同志提前调回来,投入到京津唐地震震情监测工作中去。或许是汪成民的电话起了催促作用,一部分赴川滇的同志于唐山地震前夕返回。如天津市地震局张肇诚等同志。
  
  汪成民7月22号回京。他呼吁领导听一次汇报,研究一下震情。领导们这个推那个推,不是开会就是生病!震情分析组长没辙了,7月22号,就在局长门口糊了大字报!值得记录在案的是,1966年“文革”以来,这个留苏的“臭老九”没贴过这东西。
  
  这是汪成民平生第一张大字报。
  
  一页是地震趋势预报:北京队、天津队和地球所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另一页是地震短临预报:河北队、地震地质大队、海洋局情报所和地震测量队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这些单位都是专业地震机构。
  
  大字报在地震局引起了轰动。
  
  不容置疑的是,唐山地震前反映震情最多的是北京队。早在7月14日北京队就要求听取详细汇报。汪成民已经买好了去唐山的火车票,就请梅世蓉副主任去听,但是梅世蓉执意等他从唐山回来以后再去。汪成民从唐山回来已经是7月22日了。这个会一直拖着没开。
  
  1976年7月26日早8点,汪成民一行15人乘车去北京队。出发前他去梅世蓉家里,梅世蓉说有事,就是不去。组长无可奈何了,只有征求副主任有什么指示,要带到会上去。
  
  梅世蓉说:“四川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乱了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
  
  在与北京队的震情会商会上,汪成民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
  
  北京队的耿庆国、华祥文、李宣瑚、陈克忠等同志在发言中坚持有震的观点,充分谈了震情的紧迫与危急。
  
  震情会商了整整一天。关键是,谁来拍板呢?
  
  会议的惟一结果是,双方一致认为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双方分别尽快向领导反映,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请领导决断!
  
  7月26日晚上,汪成民感到问题紧迫,不能再拖,连夜写了一份汇报提纲,打算口头汇报不上就打文字报告,再不行就还写大字报。
  
  7月27日7点30分,汪成民在局长办公室堵住了领导,经再三要求,局长终于答应10点听汇报!但是刘英勇局长本人不能参加了,他还要去医院看鼻炎。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点,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终于按时听取了分析预报室的汇报。
  
  参加汇报的有:分析预报室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以及张郢珍、刘德富等人。
  
  汪成民感到大地震迫在眉睫,就按照7月26日夜间突击拟好的文字稿严肃地宣读。
  
  局领导:
  
  自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
  
  异常是真实可信的,情况是严重的,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决策。
  
  汪成民在汇报时,还离开讲稿介绍了刚了解到的廊坊水氡异常情况,说明它在海城地震前也出现过,是临震信号!
  
  局长们显然还要听听更高明的意见。
  
  梅世蓉副主任没有表态。
  
  最后,查志远副局长拍板:“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请读者注意:7月27日是星期二,查副局长说的是‘下星期’,假设下星期一就开会的话,也已经是8月2日了,延续了6天!)你们明天去廊坊看看。”
  
  查志远副局长当然有权力拍板。汪成民苦等了一个月的汇报会草草结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仅有15个小时了。
  
  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了。
  
  汪成民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1976年上半年竟然去了三次唐山。在海城地震后,他敏感地抓住唐山不放,第一次跑遍了在海城地震后所有发生异常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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