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你为什么不反思？

（一）

茅于轼于去年夏天在媒体发表了题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以下称为茅文）的文章。文章发出后，在互联网引起热议。有人赞成，更多的人则予以批评。面对这种情况，有人会替茅于轼打圆场，说支持茅文的，是右派，支持改革开放，热爱民主自由，有独立思考能力，因此人数虽少却有价值，而批评茅文的，是左派，受狼奶毒害，反对改革开放，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因此人数虽多却无价值。

我想说，批评茅文的，不但有左派，更不乏右派，作为右派，他们深深热爱民主自由，支持改革开放，希望祖国更大进步、民众更大幸福。也就是说，茅文与广大网民之争，已不再是意识形态之争，不再是热爱改革开放与反对改革开放之争，而是愿不愿正视社会现实之争，而是愿不愿意秉持做人道德与良心之争。茅文站的正是不愿意正视社会现实、忽视做人道德和良心的那一方。

（二）

茅文的标题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个标题给人以下几个信息：一，应替富人讲话，不应批评富人，更不应仇恨富人。二，对于穷人，顶重要的是给他们办一些有益的事，而不是替他们说话。替穷人说话，中看不中用，解决不了穷人的现实困境，反而有哗众取宠之嫌，居心叵测。三，替富人讲话，与给穷人办事，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只有替富人讲话，才能为穷人办事，不替富人说话，便不能为穷人办事。

正文的内容躲躲闪闪，扑朔迷离。一会儿，把自己之所以要替富人说话的原因，解释这“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一会儿又说“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一会儿大谈特谈过去三十年中国环境何等险恶，而企业家却“完成了里程碑式的丰功伟绩”，所以富人理当受到保护。总之，一边努力绕过可能引起的批评，一边努力使自己的主题得以成立。

但是，茅文的主题真的能够成立吗？茅于轼的绕开战术果真能够取得成功吗？未必！

（三）

首先，茅文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批判富人”、“为穷人说话”现象的分析，不讲事实，不肯分析，不反思自己，甚至倒打一耙。当前中国确实有一些人为穷人说话，批评富人中存在着的为富不仁现象。网站、大众媒体，都有呼吁关注弱势群体、批判原罪、谴责腐败、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沦为既得利益的帮凶。但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不正是因为前些年政策出了偏差，造成许许多多人靠不义手段迅速发家致富的同时，也使无数民众的切身权益遭到严重损害？政策有偏差，便应批评，便应调整，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学家这些年备受器重，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珍惜社会对他们的器重，反而头脑发昏，只讲效率，不讲公平，从而为贫富矛盾加剧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经济学家理当反省，勇于承担责任，为什么茅于轼不但不承当责任，反而批评为穷人说话的那些人？是热爱真理，还是逃避真理？茅于轼把社会上“批评富人”、“为穷人说话”现象的出现，解释为“马克思理论灌输”的结果，解释这中国人仇富传统的结果，这就小看了中国国人。中国民众确实有部分国人受马克思理论的灌输，确实有仇富的传统，但这些因素之所以容易在中国民众中产生共鸣，不是中国民众天性如此，而是中国民众看到了太多的人靠不义手段发家致富，而得出的切身感受！为什么总把仇富的责任加在中国民众身上，却不从富人身上找原因？另外，在对外开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中，许多国人已经摆脱马克思剥削理论，摆脱仇富传统，但理性和良心会告诉他们，中国当前贫富矛盾加剧，是不正常的，是应该严厉批判的。把“批判富人”、“替穷人说话”的原因，笼统地解释为马克思理论的灌输、中国人的仇富传统，我看是有意地制造思想的混乱，进步使自己的错误理论继续忽攸下去。

（四）

为证明“替富人说话”是正确的，文章选的对立面，是文革，而不是茅于轼在《美国游记：和谐社会的切身体会》一文中所提及的美国。这样做，茅于轼是在有意设立一个思维陷阱，而设立这个思维陷阱的目的，是干扰人们更深刻、更明了地判断今日中国贫富矛盾激化的现实。

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即文革时期，谁富了，谁的财产就会被剥夺、被侵犯，这导致了经济难以发展，民生难以改善。但文革那样做不好，这些年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义下，无数人通过不义手段一夜暴富，就很好吗？为什么拿别人的过错证明自己的正确，却对自己同样恶劣的过错，避而不谈？对方做了强盗，掠夺他人钱财，于是你认为自己比对方高尚，但你用谣言陷害他人，使他人家破人亡，你为什么却不以为恶？换句话，文革的罪恶不可饶恕，便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不义行为呢？就能饶恕吗？

判断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明到底是好是坏、是优是劣，不能以甲时代、甲民族存在Ａ恶劣现象，乙时代乙民族不存在Ａ恶劣现象，就说乙时代、乙民族是美好、进步、文明的。说到底，应该以普世价值观去衡量。即这个时代经济是否发展，民生是否改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治安是否良好、吏治是否清廉、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是否有活力、法治是否公平。具有上述特征，才是美好、进步、文明的时代；反之则不是。茅于轼是自由主义者，在分析国内国际许多问题时常常提到普世价值观，为什么在审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名义下造成的种种恶行时，却不肯使用普世价值观？是害怕普世价值观这面镜子，会抖出当今时代许许多多先富一步的人灵魂的丑陋吗？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偏离普世价值观的，就应批判、纠正；反之，就应肯定、弘扬。茅于轼“为富人讲话”，只以文革禁止致富造成恶果不依据，却避开了人权、公平、正义、吏治清廉、道德和信仰等普世价值观，与其说体现了理性思维，不如说体现了投机取巧的思维！

（五）

围绕当前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围绕中国今后的社会发展何去何从，近年来人们展开激烈的争论。为了使自己在争论中处于优势，人们都在抢占话语制高点。有的人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话语，来批判当今时代存在的种种社会丑恶，这种话语被称为文革话语。文革话语有文革话语的优势，当今时代大量的贪污腐败、欺压百姓、道德堕落现象，文革时代是较少的，还有意识形态教育，使毛泽东的形象被神化，成了他们的一笔精神资源。另一种话语是改革开放话语，即批判文化大革命，主张市场经济，鼓励先富一步。这种话语也有他们的优势。因为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提高。

于是，许多事情的争论，就在这两种话语的交锋中进行。比如郎顾之争，比如《物权法》的审议，比如十七大的旗帜之争。刘国光于大前年接受《经济观察报》的采访时，使用的是文革话语，皇甫平于前年元月在《财政》杂志发表《改革开放不可动摇》时，使用的是改革开放话语。同样，茅于轼在撰写《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时，使用的是改革开放话语。

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过，透过改革开放话语与文革话语的近乎声嘶力竭的对攻，每一个凭藉良心和理性进行思考的人，还是可以看出两点：一，持文革话语也好，持改革开放话语也好，都有一些民众，他们痛恨当前这个社会的贪污腐败、道德堕落、两极分化、官吏欺压百姓。只是由于思维资源的贫乏，他们找不到更加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于是便拿“文革话语”或“改革开放话语”作护身符。如果掀开他们的头纱，我们会看到，大多数左派和右派，都有一颗忧国忧民、正直善良的心。二，无论“文革话语”，还是“改革开放话语”，都有一些人，挂的是羊头，卖的是狗肉，把所持的话语当做忽攸民众的工具。那些高官、学者、企业家之所以支持改革开放，与其说是因为改革开放利国利民，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在发横财，而持文革话语的许多高官、学者，与其说是真的想回到文革时代，不如说他们在这些年的利益瓜分中处于劣势。这两种人，表面上看，争得你死我活，但同样的利欲熏心，同样的投机取巧，同样的敌视民主自由，对待民众同样的残忍无情。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利益集团的不同方面而已，“我死了，哪管洪水滔天”，是他们一样的本质！

（六）

聪明的茅于轼，在“替富人说话”时，持的便是改革开放话语。这确实会引起文革话语的民众的批评。但茅于轼却并不畏惧。他有并不畏惧的足够理由。其一，改革开放话语符合这三十年的方针政策。这三十年的方针政策，不是改革开放、批判文革吗？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茅于轼“替富人说话”，符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政策，是支持改革开放的表现，哪里有错？反而是解放思想的表现呢。茅于轼说“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其实茅于轼才是最讲立场呢，他整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文章，都是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个“改革开放”立场，来支持自己的，使自己不至于承担任何政治风险。其二，不喜欢茅于轼这篇文章的人，大多是普通民众，他们人数虽多，但无权无势，不足为惧。却有许多人，如高官，如企业家，如“知识精英”，他们有权有势，身家万贯，他们不但不会拒绝茅于轼这篇文章，反而会把茅于轼引为知音呢。只要那些人的地位牢固，被视为知音的茅于轼，自然也就地位牢固。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茅于轼我怕谁？茅于轼装出一副特立独行、不怕以少数向多数宣战的气慨，俨然是逆流而行的勇士，其实他才不是勇士呢，没有任志强和任志强们的支持，茅于轼什么也不是。其三，三十年来，随着文革真相的曝光、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对西方文明了解的增多，中国社会涌现出这种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反对极左时代的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加快现代化；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主自由；反对闭关自守，要求对外开放。我们姑且称这类知识分子为“现代化梦想派”知识分子吧。这些“现代化梦想派”知识分子，在对专制独裁和文革思维保持强烈警惕的同时，却往往对改革开放名义下的种种理论、政策、措施缺少强烈警惕，只要谁打着改革开放的招牌，他们就予以拥护。“现代化梦想派”知识分子的天真烂漫，为政界、商界、学界居心叵测者所利用，他们一边口口声声推动改革开放，一边在理论、政策、措施中填塞进大量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的货色。也就是说，他们绑架了改革开放话语，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驾轻就熟地运用改革开放话语，显然能够博得大多数“现代化梦想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同情，使茅于轼不至于社会舆论上变得完全孤立。你看，在薛涌撰文批判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篇文章时，不是有一向倡导民主自由人权的笑蜀，神情激动地跑出来，为茅于轼辩护吗？在笑蜀与薛涌两人争得不亦乐乎之时，我却意识到，茅于轼这位中国特色的智者，在远处发笑。笑蜀，你被人耍了一回，还不知道！中华是我亲爱的家，嘲笑你的智商！

不过，只要是骗局，便必然要被揭穿，无论你是何方高手。大陆学者已经不是六七十年代那么无知无识，也已经不是八九十年代那么肤浅偏激。一批视野开阔、有深入思考能力、以真理为己任、诚实正直的学者，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成长。他们会透过谎言道出事实真相，他们会透过生活的沉沉迷雾找出真理的。只要谁为特殊集团利益辩护，只要谁为为富不仁辩护，无论你用什么名头来掩护自己，都将显出丑恶原形，为世人所耻笑。

（七）

在此我以恳切的心情，向言论界、知识界发出以下三点呼吁：（一）一方面，广大中国民众不要为“文革话语”与改革开放话语之争所蒙蔽，而应捅破这层表象，找出左派多数民众忧国忧民、正直善良的本质，也找出右派多数民众忧国忧民、正直善良的本质，各取其长，各补其短；在反对腐败、关注民生、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倡导八廉八耻、扩大民主和人权上，携手合作。另一方面，还要善于发现、揭露一切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为损人利己代言的一切政策、言论和行为，无论这些政策、言论和行为，打的是文革的旗帜，还是改革开放的旗帜。只有做到这两个方面，才能避免民众与民众之间的误伤，才能不至于为特殊利益集团所利用、沦为特殊利益集团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工具。（二）更多的学术界人士，不要把自己精力耗费在争夺意识形态制高点上，不要为“文革好还是改革开放好”、“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这样的话题而争论不休。在学术研究上，真正的制高点是什么？是对真理的满腔热爱，是诚实正直做人，是对人类命运深切的同情心，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是开阔的思维、丰富的观察、敏锐的判断、广阔的知识，是对神明的深深敬畏。只有这样的制高点，才能使自己的学术研究真正取得一些成果，才能使自己的人生具有内在的尊严，才能使自己的学术研究给社会带来光明和希望，才能使自己的学术成果经得起时间的考虑。只有这样的制高点，才有资格以学者自称，否则他终究不过是一个学术混混而已。（三）我们不但要警惕贪官、奸商，还要警惕无德无良、华而不实的学者及学术成果。真正的学者及其学术成果，是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如康德、亚当斯密、韦伯、罗尔斯、孔汉思等人及其学术。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缺乏严格意义的学者及学术。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昧毒害良心编撰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忽攸尚不会深入思考和观察的读书人，是许多中国学者惯用的伎俩。新左派也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好，《于丹论语心得》也好，都是一样货色。不读书，不会有智慧和见解，而要读书，就要多读一些外国原著，并多看一看中国与世界的现实。这样做固然艰苦了许多，但在学术骗子成堆的这块土地，为了避免上当受骗，我们别无其他更好办法。

（八）

茅文为富人辩护，如果仅仅只用“改革开放话语”、批“文革话语”，那么茅文就会显得太过单薄一些。于是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茅于轼又为“替富人说话”找出两条理由：一，富人被保护了，穷人的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和促进；二，企业家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伟大成绩，所以中国富人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这两个辩护理由，同样不能成立。

首先我要指出一点，茅于轼阐述这两条理由所使用的手法，很不厚道。避重就轻，偷换概念，故意给人造成逻辑歧义。比如，茅文有这么一段话：“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里茅于轼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准备把富人打倒”的民众，而不是指出“对不义致富的富人进行谴责和制裁”的民众，就深藏玄机。茅于轼把矛头指向“准备把富人打倒”的民众，能够赢得社会各界更多人士的同情，因为谁都知道，这个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富人的。至于实际生活中绝大多数民众谴责的不过是不义致富，只有少数近乎弱智的人才主张把富人打倒，聪明的茅于轼是不管的。这位大名鼎鼎的当代中国经济名家，到街头随便找出一个弱智作为辩论对手，把弱智击败了，然后高声向世人宣布：我把多数人的主张打败了！我的思维是众人中的佼佼者！这种做法，实在令人替茅于轼感到脸红。又比如，茅于轼在说富人的贡献时，大谈特谈企业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显然是有意地偷换概念，把作为一种职业现象的企业家，与作为财产现象的富人，混为一谈。总之，与其说茅于轼像一个思想家，不如说茅于轼更像一位法庭辩护中有空就钻、不对公众利益和道德良心负责、只对自己所辩护的委托人负责的律师。所以我说，《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决不是一严肃的学术文献，而不过是收取了好处后，帮助委托人撰写的一份辩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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