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杨振宁为何不肯让记者写传记?
世界著名的高能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接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杂志主编徐胜兰采访时说:“我在大陆上看到很多记者写的科学家,不是往树上撞,就是往墙上撞,不是饿了啃一口冷馒头,就是困了用冷水冲一下头,尽是一些猎奇和鸡毛蒜皮的表面现象。”杨振宁博士反问:“难道科学家都是这样吗?如果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苦,那科学家的乐趣究竟在哪里?”进尔,杨博士近乎苛刻地批评说:“记者的价值观就是小孩子的价值观,凡是小孩子感兴趣的,就是记者感兴趣的。”他直言不讳地坦言:“我不愿意由记者来写我的传。”
杨振宁博士拒绝记者为他写传记,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大师的这一断然决定:
一、新闻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不是猎奇。
我们常说,第一个把姑娘比做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做比的是庸才,第三个就是蠢材了。第一个说某数学家撞树的那个细节描写,确实打动过千百万读者的心。现象为本质之表。那个细节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还那样醉心于基础数学理论的研究,的确充生动映了主人公的崇高精神境界,反映了在那个时代依然为科研事业献身的科学家群体精神的本质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十年动乱的禁锢,全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时代变了,科学家的科研环境变了,社会地位变了,记者还去追求猎奇,还去渲染啃冷馒头,坐冷板凳,既不能科学客观地反映“这个”时代科学家群体的本质特征,又不能真实反映新时期科学家的个体特征。一位名学作家写过一个感人细节。于是,诸如此类的细节边一窝蜂的出现在以后的宣传英雄、劳模、基层干部科学家的各类通讯、报告文学中,反映了记者编辑思想政治上的近视,说轻了也是业务上的浅薄。“难道科学家都是这样吗?如果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苦,那科学家的乐趣究竟在哪里?”作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杨振宁博士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浅薄的新闻宣传。作为记者和编辑,更应该深刻反省,在自己的新闻宣传中,努力反映时代的发展,合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做时代精神的见证人,明天历史的记录人。
2、典型事例的典型性是因为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不是非本质非主流的“孤立”“独有”现象的罗列。
新闻的特点是用事实说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典型事例”。新闻中的典型事例之所以“典型”,仅仅是因为他反映了事实的主流特征和本质属性。要抓住事例的本质属性,作者必须具有认识事物的辨证唯物论的思维能力。“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当记者尚没有真正形成自己正确的新闻价值观时,是不可能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里,选择出科学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典型”事例的。以杨振宁博士所说的科学宣传为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家工作生活,无论是软环境还是硬环境,都已产生了质的飞跃。我们在新闻报道中,就应该宣传这些主流的东西,推动改进不足的方面,促进全社会形成风气。相反,我们宣传的“尽是一些猎奇和鸡毛蒜皮的表面现象”,不仅不利于形成良好风气,还可能会产生“原本就应该这样”的负面后果。令人忧虑的是,用非主流的东西代替主流的“典型”进行所谓的“宣传”,再目前的新闻宣传中,并不是个别现象。科学宣传中存在,其他诸如对劳模的宣传,对教育工作者的宣传,对基层干部、先进人物的宣传都大有这种现象存在。这样的“浅薄”、“近视”的宣传,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极其不好的导向作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有的甚至十分恶劣。安徽某县一位女劳模,因为大量报道她每天加班加点工作,星期天也不休息,对这位劳模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精神压力。为了不被别人说自己是“假”劳模,她不得不放弃家中的一切私事,生活逐步陷入困境。成了特困户后有苦不能说,有泪往肚里咽,还得硬撑着。直到一位领导发现了真相,这位劳模才得以走出困境。在笔者身边也有这样一位劳模。他二十几年如一日,埋头工作,不谈私事,不求私利,被评为劳动模范。由于周围“风气”失之偏颇,认为当劳模只能谈奉献,不能谈待遇,结果,他所在的单位里,别的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分配,都可以留在身边,有了好工作,单位又分了福利套房,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他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只生一个孩子,作为独生子女毕业分配时按有关规定优先照顾,没有留在身边,下了乡,没有好工作,至今拿不到工资,单位研究同意照顾调动工作,到了人事部门又卡了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爱人农转非,没有按政策安排工作,自己找了临时工,又被退工,现在爱人已50岁,生活无着落,一家三口靠他一人工资生活;单位福利分房,按规定劳模应该优先,所在单位连刚工作的小青年都分了套房,但他家仍住在七漏八淌的已规划市政拆迁的破屋里;评为劳模的十多年来,按规定每年要为他进行一次健康检查(他本来就因积劳成疾,曾两次住院),或发给200元体检费,这项“优待”一直到今年才第一次得到落实,至于疗养之类更是无从说起了。而诸如此类的报道,是很难见之报端的。由此看来,全社会要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正常风气,新闻导向十分重要,记者编辑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这大约也是杨振宁博士大声疾呼,反对“猎奇”式报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三、记者的兴趣必须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的基础上。
记者是文化工作者,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既是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又是实行者、创造者。因此,他们的价值观必须建筑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无产阶级的记者,作为整体中的“那一个”,应该是有个性特点的,而且这个个性特点又应该是“百花齐放”的。而作为“百花齐放”中的“那一个”,他的个性特点又同时必须服从于他的阶级属性,即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价值取向基础上。这也是无产阶级记者培养个人兴趣特点不可动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现实生活与工作中,出现记者兴趣偏离正确的价值观的基础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种是作为独立的“那一个”,尚未形成自己完整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问题是属于“前进中的问题”。“人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由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的。”这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犯这样那样错误的根本原因。因这类原因发生思想认识上的偏离现象,实践中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不难在“前进中”得到克服和解决。作为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应该认识到,“前进中”的问题也是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与我们所肩负的宣传任务不相符合,与我们代表和实践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不相符合,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相符合。也正因为如此,人民大众才会批评我们身上存在的这些问题,杨振宁博士才会近乎苛刻地指出“记者的价值观就是小孩子的价值观,凡是小孩子感兴趣的,就是记者感兴趣的”,才会热诚希望我们屏弃这些问题。而第二种原因,则属于世界观的问题。我国新闻界一度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杨振宁博士拒绝记者为他写传记,反映了这位科学大师的科技新闻宣传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科技新闻以及科普文章的采访与写作,一定要从权威的科学刊物上挖掘新闻,要从科技成果部门去寻找新闻信息。如果仅凭科学家本人或他的朋友,或一些非权威的部门,从道听途说中获取新闻,那是十分危险的。他指出,现在中国的科技假新闻那么多,主要原因就在于记者的价值观有问题。杨博士讲的是科技宣传,其他类型的新闻宣传不是同样应该而且可以从中获得科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吗。杨博士不愧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当他了解了徐胜兰主编后,欣然同意了为他写传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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