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万绿丛中的一枝花——谢丽尔•桑德伯格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08-25 14:52:38 / 精华(3) / 置顶(1)


2007年,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知道自己需要帮手。他的社交网站逐渐壮大,而只有23岁的他渐感力不从心。这年十二月份,他去参加了硅谷主管丹•罗森兹威格的一个私人圣诞派对。当他走进那座房子时,他看见了谢丽尔•桑德伯格,有人向他提过可以备选为合伙人的那个女人。38岁的谢丽尔时任Google全球网上销售和运营副总裁。在此之前扎克伯格从没和她联系过(一个管理着4000名员工的人怎么会愿意到几乎没什么收入的公司屈就?),但这一次他迎了上去并向她介绍了自己。“我们在门边大概谈了一个小时,”扎克伯格回忆说。
原来桑德伯格正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她甚至和陷入困境的华盛顿邮报的CEO唐纳德•格雷厄姆商谈过到他那儿就任高管一事。假期结束后,扎克伯格给她发了邮件,开始了以后无数次共餐经验的第一餐。他们约在跳蚤街咖啡馆,就在她的阿瑟顿之家的一个拐角处,但他们很快发现需要更为私密的空间。他的帕洛阿尔托公寓太小——几乎家徒四壁——不太合适。因此,以后的六周,他们每周都在桑德伯格的六居室房子里共进晚餐一次或两次。早睡早起5点就开始发邮件的桑德伯格经常要在午夜送走夜间活动的扎克伯格。“像是在约会,”桑德伯格的丈夫戴夫•戈德伯格说,他是在线公司SurveyMonkey的CEO。桑德伯格说他们互相诘问对方,“你相信什么?你关心什么?目标是什么?这是个相当哲学的问题。”社交网络看上去远比报纸有前途,她也不想搬到哥伦比亚去,最终她婉拒了唐纳德•格雷厄姆。

那个冬天,桑德伯格约见了时任GoogleCEO的埃里克•施密特,谈到渴望为公司做更多的事。他提议提升她为首席财务官,但她拒绝了,因为她认为这个职位没有给予她充分的管理权力。她要求担任首席运营官,但Google已经有了决策三巨头——施密特及另外两个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他们不想事情更加复杂化。

到2008年2月,扎克伯格已经确定桑德伯格会是个完美的帮手。“有些人是非常好的管理人员,善于管理一个大机构,”他说。“而有些人非常善于分析或擅长决策。这两类特点通常不会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我个人应该更偏向后一类人。”扎克伯格聘请她担任首席运营官。

Google的人们对她说,Facebook的首席财务官是不会向她报告的,她也不会被邀请加入董事会,希望她能留下来。但她最终接受了这份工作。不久之后,她就告诉人们Facebook是个靠灵感和人际关系驱动的公司,言外之意Google不是这样的。桑德伯格有点儿侮辱到她的老同事。“她本可以更干脆地离开的,”Google的一位高级人员说。

三月,桑德伯格开始为Facebook工作,一边询问一边聆听。“她走到几百人的办公桌前打断他们说‘你好,我是谢丽尔•桑德伯格。’”坐在桑德伯格旁边的产品副总裁克里斯•考克斯回忆说,“这一公然的举动就像是在告诉人们‘好了,卸下你们的戒心。我不会和马克一起躲起来,我要和你们建立关系。”

桑德伯格每周与扎克伯格开两次会议,一次在星期一早晨,一次在星期五下午。现在,在一个巨穴式的房间里,她的办公点距离扎克伯格的办公点及其他三位高管共享的连接办公桌仅几英尺之遥。这三位高管是:产品副总裁考克斯;首席工程师迈克•斯科罗普夫;首席技术官布雷特•泰勒。“她以自己的诚实赢得了信任,”考克斯说,“人们会畏惧马克,但谢丽尔却处理得很好。”

扎克伯格说他很庆幸桑德伯格能“以我不愿的方式处理事情”,比如广告策略、雇佣和解雇、管理及解决政治问题。“所有这些事换个公司我可能会做,但她显然更精于此道。”

当桑德伯格抵达Facebook时,她承认一些内部人士对她有种“恐惧的感觉”。他们猜测她是不是太一体化了,要知道,她正迈入的是一个由男人控制的公司——和硅谷文化圈。但她说她最大的忧虑在财务方面。“摆在面前的是一个公开的问题:我们能够赚钱吗,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十年前的Google,还是现在的Twitter,工程师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建一个非常新颖的网站;他们认为利润会随之而来。公司最明显的业务——卖广告——看上去困难重重。用户把他们的Facebook网页看作私人东西,他们不想和朋友聊天时被广告打断。一些人怀疑Facebook是不是像Myspace一样的另一颗流星很快就会坠落。另一些人认为扎克伯格过于羞涩不具备成功所需的管理技巧

桑德伯格很快开始考虑如何让Facebook盈利。是依赖广告呢?还是电子商务?又或者收取订阅费?她和高管从晚上6点到9点召开例会。“我绕着房间四处问人‘你怎么看的?’”桑德伯格说。她欢迎辩论,特别是关于收入和广告问题的辩论。截止春末,所有人都同意采用广告,但要谨慎地呈现出来。桑德伯格到任时还在流失现金的公司到2010年已经开始盈利。三年之间,Facebook的员工从130人增加到2500人,全球用户从7千万增加到近7亿。

  
  
1969年桑德伯格生于哥伦比亚华盛顿。两岁时,全家搬到了北迈阿密海滩。为了抚养谢丽尔和弟弟大卫、妹妹米歇尔,母亲阿黛尔放弃了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法语。父亲约耳是位眼科医师。在发现一个拉比(犹太的法学博士)在他们的犹太人集会上寻找自愿者之后,阿黛尔和约耳协助成立了苏联犹太人的南佛罗里达研讨会。“阿黛尔做了大部分工作,”约耳说,但由他担任主席。他们家成了希望逃避反犹太主义的苏联犹太人的非官方总部和最终赢得移民权利的许多人的临时旅馆。阿黛尔说周末“我们拖带着孩子去集会。”

桑德伯格家的孩子们上的是公立学校,谢丽尔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在公立学校,一个女孩如果太聪明对你的社交生活没好处,”阿黛尔说。她把自己的女儿看作“妈妈的帮手”,帮大卫系鞋带,帮米歇尔洗澡。阿黛尔回忆说,她唯一一次叛逆发生在中学时期。“一天她从学校回来说,‘妈妈,我们之间有问题。你从没有放手让我长大。’”

“我说,‘确实如此。’她话一说出口,我就知道她是对的。”

桑德伯格进入哈佛主修经济学,上劳伦斯•萨默斯的公共部门经济学课程。她不说话也不举手,但她在中期和期末总能拿到最高分。萨默斯主动担当她的论文“经济不平等是如何影响配偶虐待的”的导师,他还推动了一个叫做“经济学和政府中的女人”团体的成长,桑德伯格是这个团体的创始人之一。然而,桑德伯格声称自己并不是个女权主义者。该团体的目标仅仅是“使更多女性投入到政府和经济学中。”她的管理技巧令人印象很深刻。“当大多数学生着手组织一些事情时,事情总在夹缝间分崩离析,”萨默斯说,“当谢丽尔主持一个经济学协会招待会时,每个标牌都是对的,食物是对的,时间安排也是对的。”

桑德伯格首先从经济学系毕了业。在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的就职会上,男生和女生的毕业典礼是分开的。在女生毕业典礼上,一个女人发表了一篇名为《感觉是一个骗局》的演讲。讲演过程中,桑德伯格环顾四周看到人们纷纷点头。“我想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一次演讲了,”她回忆说。“我感觉到了我的整个生命。”桑德伯格认为,在她学校生涯的各个阶段,我真的愚弄了他们。她总结说,在另一个房间的男士们“根本不可能”有同样的感想。

桑德伯格说,她最终意识到女人和男人不同,要在成功和可爱之间权衡。女人已经把自我怀疑内化为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人们不喜欢夸耀成就的女人。她开始认识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取决于女人。比起对男人不敏感或男性至上主义的指责,她更多指责的是女人自己的不安全感。

1991年1月,萨默斯成为了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同年夏天他雇佣桑德伯格担当研究助理。那时,世界银行正在决定是否救助俄国。萨默斯回忆说,有些人问道如果1917年就提供救助是不是有可能帮助这个国家摆脱70年的共产主义。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桑德伯格。“大多数学生会做的是,”他说,“去图书馆,浏览一些关于俄国历史的书籍,然后告诉我他们不确定这一猜测是否可能。谢丽尔做的却是打电话给理查德•派普斯,”他是研究俄国革命的带头历史学家,也是哈佛的教授。“她采访了他一个小时并做了详细的记录。”第二天,她报告给了萨默斯。

桑德伯格为萨默斯差不多工作了两年。然后去读了哈佛商学院,在麦肯锡公司找了一份工作,迅速嫁给了一个叫布赖恩•克拉夫的华盛顿商人。1995年,萨默斯就任克林顿政府罗伯特•鲁宾手下的副财政部长。他请桑德伯格去华盛顿做他的幕僚。“谢丽尔总是认为,如果在一天的开始她的工作清单上有30件要做的事,那么在这一天的结束她的清单上也要有30个勾号。”萨默斯说,“如果我犯错了,她会告诉我。她非常忠诚,但当着我的面毫不忌讳。”

在财务部,萨默斯的办公室有一个很大的会议桌,会议桌后面是一个座位区。“坐在会议桌上的高级官员越多,通常是男性”,同桑德伯格共过事的马恩•来文说,“坐在座位区的初级官员,一部分是女性,也就越多。谢丽尔总是坐在会议桌上,”召唤所有初级官员移动位置,大声喊道“我们要腾出空间。”当萨默斯乘坐豪华轿车或飞机时,桑德伯格会放弃紧挨着他的位置,留给别的官员和职员与这位老板接触的时间。“谢丽尔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帮助别人前进,让别人得以展示自己、发表自己的言论,”她在财务部的代理人大卫•费希尔说。在Google时费希尔也在她手下工作,现在到了Facebook他仍为她工作。

1999年当萨默斯升为财务部长时,29岁的桑德伯格成了他办公厅主任。在民主党失去2000年大选后,她决定进军硅谷投入到科技浪潮中。Google热情邀请她,她自己也觉得那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公司。如同政府,对她来说,它“有一个更伟大的目标,那就是让全世界的信息自由流通。”尽管她知道Google没有一个商业规划。它是一个私营公司,只有三岁而已,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埃里克•施密特每周都给她打电话。“别犯傻了,”他说,“这是一艘火箭飞船。上来吧。”

2001年年末桑德伯格加入了这家公司。虽然公司里没有业务部,她的职称是业务部总经理。当时,Google有四个人在做AdWords(俗称Google右侧广告),就是在相关搜索结果旁边卖小文字广告。桑德伯格主动请缨监督这一项目的销售和运营。不久之后,AdWords开始盈利。很快,桑德伯格着手AdSense,在外部网址上放广告,Google从中收取少量费用。2002年,当AOL把Google作为搜索引擎而作为回报Google同意每年至少支付一亿五千万美元时,桑德伯格从旁监督这一安排。由于Google在银行中只有一千万美元的存款,公司做出这样的决定冒着巨大的风险。Google雇佣的第一位女工程师马丽斯•迈尔说“她(桑德伯格)使AOL交易运转起来。她既坚韧又无所畏惧。”

桑德伯格说她在2005年经历了一个“啊哈”时刻,那是在《财富》的大编辑佩蒂•塞勒斯邀请她参加该杂志举办的“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峰会时。这一峰会每年举行一次,汇聚了几百名女性。桑德伯格出席了,但她觉得这个称号有点儿让人尴尬,因而拒绝把它列在与同事共享的网络日历上。她说塞勒斯后来斥责她胆小怕事。塞勒斯回忆说,“我告诉她,出现在‘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榜单上的女人——卡莉•菲奥莉娜,马格•惠特曼,奥普拉及其他许多人——在我们开始把她们列在1998年榜单上的时候就与世界主流脱离了,但她们恢复过来了,她也应该这样做。拥有权利何错之有呢?”

桑德伯格和她的老友兼好友戴夫•戈德伯格陷入了爱河中,并于2004年喜结连理。2005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她努力维持着工作——生活平衡,并且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很多在Google和别处工作的女人在成为妈妈后就放弃了工作,导致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在生下孩子之前,她们没有努力争取过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在为Google工作的六年中,她雇佣过很多男女主管,但是,她说“男主管一直更胜一筹。男人为新任务、晋升、下一件要做的事、下一件锻炼他们的事挤破了门。而女人——不是所有,大部分——你要说服她们去做。‘你难道不想做这个吗?’”

正如卡拉•斯维舍尔在博客“所有数字化的东西”中所报道的那样,几个最热的新公司——Facebook,Twitter,Zynga, Groupon和Foursquare——的董事会中都没有女董事。PayPal(贝宝)的五人董事会中没有一人是女性,Apple(苹果)的七人董事会中有一名女性;Amazon(亚马逊)的八人董事会中一名是女性,Google在其九人董事会中有两名女性。当我向马克•扎克伯格问起为什么他的五人董事会中没有女性时,他通常很洪亮的声音变得小如蚊蚋:“我们的董事会太小。”他接着说,“我会找些有用的人,我并不是特别关心他们的性别或者团体。我不会用些条条框框来筛选人填充董事会。”(他近来新增了第六位成员:又一位男士。)支持新兴公司的风险资本公司中的男女比例甚至更加不平衡;红杉资本在他们的网站上列举了18位合伙人,其中没有一名是女性。

注:Sequoia Partners(红杉资本)创始于1972年,共有18只基金,超过40亿美元总资本,总共投资超过500家公司,200多家成功上市,100多个通过兼并收购成功退出的案例。红杉资本作为全球最大的VC,曾投资了苹果电脑、思科、甲骨文、雅虎和Google、Paypal,红杉投资的公司总市值超过纳斯达克市场总价值的10%。因为美国高科技企业多集中在加州,该公司曾宣称投资从不超过硅谷40英里半径。2005年9月,德丰杰全球基金原董事张帆和携程网原总裁兼CFO沈南鹏与Sequoia Capital (红杉资本)一起始创了红杉资本中国基金(Sequoia Capital China)。

硅谷鲜有女性主管的一个原因是很少有女性成为工程师。在美国,就读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女性不到20%。据说女孩们认为软件、电子游戏和计算机编程都是男孩的东西。“从小到大都是,”马克•扎克伯格的姐姐兰迪对我说,“弟弟玩电子游戏我玩洋娃娃。”在女孩看来,工程被附上了一个女孩勿近的烙印,已成为Google副总裁的马丽斯•迈尔说,“她们不想成为整夜工作的编码人,肤色苍白的骇客这类人。”国际计算机科学教师协会会长米歇尔•赫特说,“计算机科学被看成非常男性化的东西”——“就像女孩不喜欢收集垃圾,因为那被当作男孩才做的事情。”

好莱坞对此也要负部分责任。一些在斯坦福主修计算机科学的女学生指出电影把女性塑造为“社交网络”,当男孩编码时女孩穿着内衣裤在旁边跳舞。桑德伯格说流行文化的影响把她也吓了一跳,儿子在玩星球大战游戏时对她说“等我长大了,我要住在太空中,当一名星球大战勇士。”

“我也很想去,”她回答说,“因为我总想着住在你身边呀。”

“你不能来,”他说,“我已经邀请了姐姐,太空里只能有一个女孩。”

开始时,桑德伯格只是轻轻一笑。随后她开始明白“那些电影中也只有一个女人。”

当然了,现在仍残留着“疯狂男人”时代男性至上主义的渣滓。Blip.tv的共同创建人蒂娜•卡普兰说她在会见集资的天使投资者时穿得很漂亮,会议中一个潜在的投资人对她说,“蒂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将用一半会议的时间让你向我推销,另一半会议的时间由我来挑逗你!”

注:Angel investor,天使投资者(或天使,在欧洲称为商业天使或非正式投资者)是指提供创业资金以换取可转换债券或所有权权益的富裕的个人投资者。

“我感到很恶心,”她说,“我试着一笑了之。我问他,‘在你从事的所有事务中,什么让你感到最兴奋?”他答,‘今晚看到你一丝不挂。’”

在之后与潜在投资者的会议中,卡普拉都穿得很稳重而且戴上了眼镜。部分出于对上次事件的回应,近年来她在纽约为女性企业家定期联合主办早餐会。

桑德伯格和在硅谷奋斗的许多其他女人认为,女人遇到的问题比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通常要微妙的多。“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害的,”身为纽约作家和企业家的蕾切尔•斯卡拉说。她曾积极抗议鲜有女性发言的数字会议。她联合创办了一个叫做“改变比例”的女性组织,她努力使更多女性走到台前。“你无法了解你没见过的事。”她说。

一些人暗示女人自己也有错。TechCrunch主编兼TechCrunch Disrupt会议筹办者米歇尔•阿林顿去年夏天在一篇博客文章中为风险资本家和硅谷男同胞辩护。“问题是没有多少女性想成为企业家,”他这样写道。提到斯卡拉及其参与的活动,阿林顿补充说,“好吧,蕾切尔,随你怎么想。每次举行该死的会议时,我们都要为怎么才能找到女性发言人来填补发言空挡感到烦恼。我们请朋友和熟人提供建议,我们恳请女性过来参加会议并发言……但你知道吗?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一口拒绝了。因为她们真是受够了被追着在每次科技事件上发言,因为她们都一直都很努力地寻找能在会议上发言的合格女性。”

  
  
去年12月,桑德伯格在TED(技术、娱乐和设计)女性大会上做了发言。她一头黑发齐肩,突显出有棱有角的脸庞。她年轻时有点儿像女演员帕特里夏•妮尔。桑德伯格以祝贺女性取得的进步开始了讲话:“对今天能够坐在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来说,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生活的世界不像我们的上一辈、上上辈曾生活过的职业选择非常有限的世界。”从大学、研究院毕业,取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已超过了男性。但她接着说,“女性还没有走到顶端。190位国家领导人;女性仅占9位。放眼世界范围议会议员的比例,13%为女性。在企业部门,站在顶端的女性——C级工作,董事会席位——为15%、16%。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建议采取以下三项措施。第一,她说,女人要“坐到谈判桌”上。她讲到进入职场的男性有57%谈判他们的薪水,而这样做的女性仅有7%。第二,在家里,“确保你的伴侣是个真的搭档。”她说,平均来算,女人承担三分之二的家务和四分之三的孩子养育工作。第三,“在你想要离开之前不要离开。”当一个女人开始考虑要孩子时,“她就再举不动自己的手了……她开始往后靠。”换句话说,如果女人在请假生孩子之前没有找到她们想要的工作,她们一般就不会回来了。

在TED大会上发言之前,桑德伯格把她的演讲草稿发给了一个朋友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斯泰纳姆对我用“好极了”来形容那篇草稿,那是一篇“对我们俩都期望的东西——男人分担一半家务,特别是抚养孩子,女人经营一半机构,特别是军队的这样一个世界的总结。”

截止六月,桑德伯格的TED演讲被观看了650,000多次。帕雷媒体中心的总裁兼CEO帕特里夏•米歇尔组织了TED女性大会,被桑德伯格视为导师。她想起近来在加纳参加过的一个女性大会,“仿佛是对着某个人,女人们看到了谢丽尔的演讲。”对米歇尔来说,桑德伯格的演讲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因为她不是在抱怨;她是在呼吁,“让我们看看自己的内在力量。”

然而,也有批评家指出桑德伯格不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妈妈。家里有保姆,工作上有助手。Google使她变得富有,Facebook可能为她积攒了亿万身家。即使她和她丈夫正在旅行或忙于工作而脱不开身,也会有其他人做饭给他们的孩子吃、读书给他们的孩子听。一个更严厉的批评是,仅仅看到内在力量对女性来说远远不够。致力于寻求女性领导地位的白宫项目创始人玛丽•威尔逊出席了桑德伯格的TED演讲并且敬佩她。但是,威尔逊说,“谢丽尔这样评价的前提是相信这是个精英制度。但它不是。”当男领导者不给女人机会时,单靠勇气和信心是不行的。她补充说,“女人不是因为生孩子而辞职。她们辞职是因为她们没有机会。”她也不赞成新的态度就能消除性别差距。威尔逊提到挪威,这是个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两种性别至少分别占40%席位的国家。

在哥伦比亚领导性别和政策项目的西尔维娅•安•休利特读了桑德伯格的演讲稿后发表了相反的见解。“我认为桑德伯格完全低估了女性面临的挑战,”她说。休利特同意桑德伯格关于女性要更加果断自信的看法,但她认为桑德伯格根本不明白“终极玻璃顶棚”的存在,它不是大男子主义者创造的,而是因“缺乏赞助”即高管坚持提携某个人而形成的。现在有三分之一的中上层经理人是女性——“杏仁糖层”——她谈到。近年来这个数字在增长,但女性并没有走到最高层。她认为桑德伯格自己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她从赞助者那里受益良多:“桑德伯格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拉里•萨默斯。她有很多位高权重的赞助者,他们支持她。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非常罕见的。”

注:glass ceiling(玻璃顶棚)通常指女性在工作晋升时遇到的一种无形的障碍。

       Marzipan layer(杏仁糖层)指企业中层级仅低于最高层的经理人及其他高层人员。

休利特的研究显示,三分之二的男高管害怕赞助一个女主管,而且一半的女性害怕接受这样的赞助。在去年发表的一篇《哈佛商业评论》研究论文中,休利特和另一位合著者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今春的一天,我和桑德伯格谈论了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她穿着宽松运动裤、带拉链的运动衫,脚蹬白色运动鞋,头发扎成了马尾,刚急冲冲从儿子学校赶到办公室。她坐在一幅上了框的她抱着孩子的照片下,拿出一个装着甜豆的塑料袋,与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她就大声嚼着甜豆。她说,“影响女性在职场中取得成功的第一阻力目前来自家庭……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女人应该负责家务和孩子养育。大多数夫妻就是这样做的——并不是所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阻碍了女性。”第二阻力是内疚感,她说。“想到孩子,我在工作时会感到内疚。我经常这样。我感到内疚不已。TED演讲不仅是我要对别人说的话,也是我要对自己说的话。那些问题每一件我都亲身经历过。”随后,我直接问她怎么看待休利特的批评,她只是回了句,“我非常感谢曾鼓励过我、帮助我进步的人们,没有人能靠着自己成功。”

  
  
桑德伯格加盟Facebook不久,也就是2008年3月份,一个叫洛丽•戈勒的女孩给她打了电话。戈勒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在eBay工作过。两个人互相认识后,对彼此的印象都颇好。戈勒问有什么问题是她能够解决的吗,桑德伯格雇佣她担任招募总负责人。

五个月里,桑德伯格要求戈勒管理Facebook的人力资源。戈勒犹豫不定,她认为自己还不够格。“男人是不会拒绝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桑德伯格警告她。戈勒然后答应了。

在“当谢丽尔加入时,我们正缺少高管的直属下层人员,”兰迪•扎克伯格说。她是在六年前进入公司的,现在担任营销部经理。在戈德的协助下,这一层管理人员包括很多女性。

今春早些时候,桑德伯格在一个空荡荡的、白墙环绕的会议室中聚集了12位Facebook女管理人商讨公司的“女性领导日”议程,该议程计划在下周展开。每个与会者都将召开会议鼓励所有女主管踏入“领导者”的角色。“我相信的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相信的是,现在仍存在一些体制问题,我们要更加便宜行事,”桑德伯格告诉她们。“然而,我们对他人的斥责太多,而自己承担的责任太少。”

是的,她继续说,我们当然可以交流关于性别歧视行为的轶事,但这会转移我们自我提升的注意力。她反对所有形式的女性反歧视行动。“如果你不相信玻璃顶棚的存在,那么就没有必要了。”她告诉我。她甚至不喜欢一厢情愿地把职位空下来留给合格的女性这种行为。她解释说,这样会浪费时间带来成本,女性自己 也要付出代价,因为“人们会认为她不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份工作本来就是留给女人的。”

在这之前,桑德伯格讲述了她在哈佛商学院发表的一场演说,演说结束后所有女性都请教她私人问题,如如何找到一个导师,而男性都问及商业问题,如Facebook将如何应对Google在手机领域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讲述这个故事时,桑德伯格很重视她认为是“女孩问题”的事情。现在Facebook的业务发展总监蒲丽迪•尤赛夫•乔科斯在询问产假等问题算不算一个“女孩问题”。

桑德伯格和其他几位同在会议室的女管理人说,她们认为如果这个问题是以一种“牢骚连连”的方式提出来的,那么它是在处在“女孩问题”的临界点上。乔科斯举例进一步逼问这一点。她讲到一位女员工近来对她说她想休一个短期产假,因为她害怕如果离职太久会丢掉这份工作。桑德伯格到达这个公司后,她改变了公司关于产假的规定,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能休四个月的假期,但这位女员工只想休息一个月。“尽管那个是女孩问题,”乔科斯说,“连续离职几个月是女性感到害怕的一件事,我宁愿迎头解决它。”

“我同意,”桑德伯格说,从不久前还在坚持更为苛刻的立场上做出了让步。

“假期休多久是一个非常私人的决定,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规定它该是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财务副总裁希波拉•赫尔曼说。大家无不点头称是。桑德伯格接着说“女性领导日”的目标是“去分享,让人们发言。”这样做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让一些事情首先听起来像“女孩问题”。

聚在这个房间里的很多女人都轮流出席过桑德伯格每月邀请200位人士在家里举行的自助餐,她们相聚一起倾听并质疑客人的言论,其中包括斯泰纳姆,剧作家夏娃•恩斯特,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教育家杰弗里•加拿大和市长迈克尔•布鲁姆伯格。

曾在其中一场晚宴中发过言的帕特•米切尔赞扬了这个群体,但她指出这个群体的成员都是受过教育的精英,她们不会了解其他地方的女人面临的困境和挣扎:“她们一个个低下了头,不明白她们这个群体外的其他女人所处的境地。”话虽如此,米切尔赞扬了举办晚宴的意义及她们的人际交往价值。女人需要对等于“老男孩社交”的交际圈,在她看来“谢丽尔正在硅谷内部聚集了一个新新女孩社交圈。”

这个圈子里的女人们似乎都同意桑德伯格关于美国的性别歧视大部分都可通过女人变得更加自信果断来解决的观点。例如,迈尔解释说,在硅谷女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因为那里没有根深蒂固的官僚结构。提到硅谷,戈德说,性别歧视不是“今天职场的一个限定特征。”她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种很软弱的表现:“个人而言,这类会话完全是浪费时间。如果我花一个小时谈论我是如何被孤立的,那一个小时里我就不能用在解决Facebook的问题。”Facebook平台和营销总监卡蒂•米蒂克说,当今社会不存在“玻璃顶棚,只有一个遮阳顶棚。”

乔科斯认为作为一个女人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优势。”她继续说,“我的前老板经常叫我‘天鹅绒锤子’。我的工作是以谈判为生。我谈判一切事情,不管是孟买的芒果还是一笔交易。我热爱这份工作。”她扫了眼桌子另一边的男士同时解释道,因为很少有女性从事业务拓展,“我觉得我让他们大大放松了警惕。”当我问卡拉•斯维舍尔有没有受到男人的区别待遇时,她笑了笑回答说,“他们害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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