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去年大陆一部名为「我的这一辈子」的连续剧吗?如果您也看过这部连续剧,相信对剧中「福海」这个人物的一生遭遇,都会感动不已。「福海」是个小人物,而我也是。很多认识我的朋友或学生,都对我有丰富的际遇而希望我多说一些我的故事,网站上也有读友鼓励我多写一些,他们很喜欢看我的散文。于是,就在百忙之中,也以「我的这一辈子为主题,提笔来写出我这一生的遭遇,期望让台湾那些在经济发展尖峰时还小,未曾见证过台湾「经济奇迹」的新生代,了解我们过去是怎么过来的,藉以自勉自励,再次奋发图强;而希望大陆的读友,能通过我的文章,了解道台湾社会发展,由贫转富,又由富转贫的过程,以吸取前人教训和经验。
我,60年代生于台湾南部屏东的乡下。我的父亲有十位兄弟姐妹,三位夭折。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下,对一个身为长子长孙的我的降临,是充满喜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众多的亲友中,只要一提起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而我下面的一个妹妹和二位弟弟,可就没有这种待遇了。
巧合的是:和「福海」一样,我的祖父在日据时代为巡察,后为佃农,蒋介石到台湾后,因为「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下,由佃农跃为自有私有农地的「自耕农」。因此,我小时候是在稻田、花生田和芦笋田边长大的。 我出生后,父母就北上谋职,而将我托由祖母带管。我的父亲,高工电工科全校第一名毕业,考上知名大学根本没有问题,但却因为祖父无力负担学费,而被迫于当完兵,娶完妻后,提早谋职图生。在我成年后,我的父亲告诉我:他们这一代虽然学历低,但是所受的教育很扎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蒋介石从大陆带来了一大批在当时非常有实力和学问的学者,这些学者到台湾后,因为台湾很小,还不知天南地北,所以即使在屏东这种台湾人认为是很乡下的地方,在省立学校中,都有北大、清华等大陆名校的教授。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老师教导下成长的。所以,他曾经告诉我:「从历史上来看,台湾一向是贫穷和文化低落的代名词,如果不是蒋介石战败使大量优秀老师迁居到台湾,台湾根本就没有人来教育出色的人才,也没有机会用这么小,又没有资源的地方,来以小搏大,飞跃成长。
蒋介石让台湾人受教育,我才有机会从农夫之子变成工程师。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是台湾的新资源!」这句话对我后来的行事观念,以及对子女教育的观点,影响很大! 家族虽然不富有,但是身为长子长孙的我,总是倍受呵护。学前由祖母看顾,小学则到高雄就学,由在学校当老师,未婚的三姑来看顾。已习惯父母不在身旁的我,在此时就已养成独立行事的习惯和心态。一直到小学二年级,才回到父母身边。当时,父亲在石门水库任职,我们住的就是水库的员工宿舍。石门水库是日本人在台湾遗留下来的重大建设,日本的技术水准,让石门水库至今屹立不摇。蒋介石政府接收水库后,派了来自大陆的工程队,我的父亲就是当时本地招募的少数电力工程人员。由于父亲精通日语,在日本人所遗留的水库技术资料中,技术获益很大,为他日后深厚的技术根基,打下很好的基础。而当时,水库里的台籍员工较少,所以我从小就是吃山东包子馒头长大的。很多朋友都说我讲普通话很少台湾口音,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和父母来自大陆家庭的孩子们一起长大的。
回到父母身边后,我的「苦日子」开始来临。我性好动,调皮,而我的父亲是不茍言笑,个性好胜且爆燥的人,对我采用的是动辄体罚打骂的日本式教育。因为学历的问题,他在工作上老是受到外省上司欺负、嘲笑。所以,只要心情不好,回家后若又看到我吵闹或不听话,皮肉就得吃上一顿皮带鞭打。打骂式的教育是我们台湾这一代人所共有回忆,多数人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记恨父母,但却因为这样而奋发成长。看到现代物质各方面条件丰厚「命好」的下一代的,我们真不知从何说起!
由于来自大陆的外省上司不懂日语,又要在精通日语的父亲前展现权威,经常拿我父亲较弱的英文来为难我父亲,我的父亲是很好胜的,禁不起刺激,盛怒之下,在其现有基础下,三个月内将一本英文字典背完。从此,英、日语皆通,工作机会大增,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被挖角到台北的工程顾问公司工作,举家再北迁。于是,我再次又在小朋友的哭啼声中转学了!
说起小时候父亲对我的教育是非常严厉的,让我非常怕他。只要他在工作受挫喝酒后,或我们考试没考100 分时,用皮带抽打后,就经常让我们兄弟姐妹列队排成一排,然后说:「我因为没有大学的学历,处处受人欺负,最重的工作我要做,最难的事情,我要担!你们的祖父就是因为只能种田,使子女们失去前途,我不能再让我的覆辙发生在你们身上,只要你们肯念书,我就是做牛做马也要让你们读大学!」接着,开始训话一个多小时。我小时候就不爱念书,椅子坐不住,成绩时好时坏,这话当时常听,但并不放在心上,大有「老子说老子的,小子干小子的」之势。
但是,各位要知道:这些当年的老生常谈,却在当我们成长为人父母之后,发生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只是我父亲个人的想法,这是当时受尽苦难和贫穷后台湾人,在看到前途有一丝光明后的主流想法。我和很多同龄的朋友交谈之后,都在此处发现共同点,这样的志气和对下一代的鞭策,造就了创造「台湾奇迹」所需要的人才。
父亲对日本人是很推崇的,对我的数学尤其重视,告诉我万事技术的根源就在于数学。数学不好,学什么技术都不好学,叫我不会就要问他,我去问他,他又没耐心教,老是曲着手指,用最硬的地方猛敲我头顶,说怎么这么笨,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教不会,我怎么会生你这种笨儿子?导致我后来对读书更没兴趣了。每次考完试,我就很怕发考卷,因为只要成绩退步,回家就得挨皮鞭。挨打时,有时候会跑,他就将我绑在桌脚下抽打,打完气若未消,还要「逐出家门」,直到邻居看不过去来求情,才将哭哭啼啼的我放进来。然后,由母亲帮我敷药,并告诫我下次要用功,免受皮肉之苦。考试分数对我来说,真是犹如梦餍。这样的情形,一直到小学五年级以后,才逐渐减少,初中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因为成绩而打过我了。
在我小学时代,台湾是接受美国援助的。我的父母很努力,所以我的家庭算的是勉强小康。和乡下的孩子比起来,当他们还是光脚上学时,我们是有鞋可穿的。但是有双「中国强」牌的球鞋可穿,仍是件不得了的事。美国军人一向是很会享受的,且物资丰富,即便是当时也是一样。在当时的美军驻扎地,贫穷的台湾人经常进去要任何东西,如巧克力、面包等,要不到就偷、就骗。有这么一个真实的笑话:有一次,台湾人偷过头了,洗空了一座美军军营,连该营营长的长裤都给偷了,营长起来找不到裤子,就很生气的将台湾营长找来报怨,台湾营长不敢怠慢,立刻会同警察,将周边的大小村庄逐户搜索,终于找到了美国营长的裤子,但是已经变成孩子的书包了!导致以后美军只要看到台湾人,就开枪驱离。
在我们那个时候,看到城里少数孩子或乡下多数孩子,穿着用美援面粉袋做的内裤书包,并不稀罕。但是因为年纪还小,心里并没有特殊感受。直至今日,当有很多台湾的孩子鄙视大陆的水准低落,还处于偷骗的阶段时,我就会斥责他们,并告诉他们:「人穷的时候,看着人家过得好,很多不得已的事就会发生。美国人要也像我们这么穷,他们照样偷、照样骗,你们充其量只是命好,没有生在台湾人困苦贫穷的年代而已,没有什么资格来岐视别人!
在我小学毕业时,台湾开始逐渐进入情况。原本很珍贵,舍不得穿的中国强」球鞋,在我小学毕业时,已经很普遍了。家庭工厂也已进入台湾,而我母亲是一位很勤奋的典型家庭主妇,经常去找很多副业来做,包括:折外销沙特阿拉伯的衣服包装盒、缝毛线衣、钉皮带扣,都是我们台湾这代人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小孩子放学回家后,都要帮忙做的家庭副业。
在那个时候,家家户户孩子平均上生得较多,三、四个是常事。逢到龙年,为了生个「龙子」,那年的新生人口就更不得了,我的第一个弟弟就是在龙年生的。这么一来,当这批小家伙要入学时,教室就不够了,政府一看不行,就在我小学快毕业时,紧急推广「一个不嫌少,两个孩子恰恰好」的节育计划。哪会想到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台湾的人口已呈负成长,政府还要拜托人民多生孩子的窘状。
因为孩童多,所以放学回家,除了做家庭副业以外,孩子都是成群户外聚在街头一起玩耍的,如打软式垒球、纸牌、棒球、躲避球等。这是因为当时的电视节目并不发达,父母也怕耽误功课,不准我们老是看电视,因此,在我们当时的成长身心上,是均衡的。看到现代的孩子们,已无法在充满汽机车的街道上玩耍,出去还要担心受怕,回来又因为现代加庭只生一两个,孤独的身影,要他们以健全的身心来面对愈来愈多,愈来愈凶险的环境变化,的确是苛求!
台湾著名的「新生活运动」以及「十项生活公约」也是我小学时代的事。「新生活运动」原本是蒋介石在1934年于南昌发起的,但是在我小学时,又搞了一次。其内容当然很多,但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就是「逢人要说请、谢谢和对不起!」,以及「十项生活公约」中的:不随地吐痰、乱丢垃圾,不随地大小便... 等。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要学会做有钱人,是要历经三代的,否则只是落人笑柄的爆发户而已。台湾人从80年代初,我的上一代出国所表现的贪小便宜、随地吐痰丢垃圾、任意插队、高声谈话... 等令外国人鄙视的恶形恶状爆发户表现,都到我们这一代有所改善,谁说这些公约教育无用!到了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已经知道有钱还要有内涵,但是这却和政府的教育远见有很大的关系,否则有钱并不能让外人尊重你,因为有钱却无格。台湾人整整花了二十多年,才稍微明白了这个道理,并让下一代有了合宜的公德习惯。今天,当您旅行在大陆各大城市的公共场所或旅游景点时,只要观察年轻人的细微举止,就很容易区分他们是来自台湾、香港或大陆本地。
可惜的是:就在台湾的第三代已经学会格调的同时,却因为优渥的环境,而丧失了祖辈的奋斗拼劲。而这个,也正是我写这篇散文所要勉励他们的。而对大陆的读友同胞来说,您应该要认知:台湾在有制度的推动下,都要花二三十年才能略显成果的事,大陆做起来更不容易,除了要支持政府以外,还要从自身推广做起,至少您是和别人不一样的,那就可以了!
台湾和大陆不管是在观念上或境遇上,正好差一代,是很明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