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一辈子(二) 之叛逆篇

终于，理了个大光头上了国中。如果您以为从此以后，我就快快乐乐的过了这一生，那就错了！在升学主义下，上了国中以后，国中的老师接着打，而且比我老爸还狠，打人的凶器花样更多，也更进步！老师只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将他们集中在「升学班」，而对中等成绩，甚至成绩差的学生，就将他们编到「中班」(中等程度班)或「放牛班」(放弃升学班)去。

父母对长子长孙的我，原本就寄予厚望，从国小六年级就开始补习，只要能补的，我样样不少，但是个性叛逆的我，越是这样，我越抗拒，父母给我钱去补习，但我却将钱拿去打弹珠台，后来被我妈知道，被她打了一顿，但是她怕被我父亲打个半死不活的，也不敢告诉我父亲。而我，根据国一的成绩，被编到「中班」去了。

即便是「中班」，老师的要求一样严格，该打的一样不少。只要不符合要求的，或是段考或模拟考将班上分数拉下去的，全班体罚。举凡青蛙跳、伏地挺身，这都是最轻微的，以藤条打手背，打屁股才是叫人心悸的。每凡大考完毕，全校都笼罩在一片绿油精或万金油的气息中，因为发考卷就是行刑日，为了让屁股少受点伤害，有同学穿三件裤子，却被老师令其将裤子脱下打。至今想来，那种等待挨打行刑的恐怖气氛，是现代的孩子们无法体会的。

当时，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父母为了孩子能考上好的学校，不但不反对，还拜托老师要更加严管。剎那间，和我们隔阖的，不但是父母，还有老师，然而表面上，都不敢加以反抗。父母的纵容态度让老师体罚学生的行为变本加厉，毫无节制。我国三那年，班导师就因小事而掌挝了班上的同学，而导致同学半聋。从那时起，我对国中时期的老师就再也没有尊敬和感念之心。

在我国二那年，我们口中的「蒋总统」蒋介石去逝了，坦白说，一个才国中的孩子，无法感受到这是什么天大地大的事，但是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也让我们这群小孩子真的哭的像泪人似的。是为蒋总统吗？恐怕不是，应该是为明天可能会来到的鞭打，和悲惨际遇而哭吧！学校要我们如丧考妣似的参加一大堆纪念追思活动，现在想来那也是在威权时代很特殊，很有意思的事，因为我那连国歌可能都唱不好的儿子，可能就已无法体会什么叫做造神威权，什么叫做主义洗脑时代的种种不可思议。

尽管蒋介石死了，但是他的儿子蒋经国「继位」了，我们的日子仍是充满着考试和挨打，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就在我国三的时候，感觉到考上高中已无望的我，突然抱起蓝球，将所有精力都放在锻练蓝球技巧上，当[升学班]的学子在做最后一学期的冲刺苦读之际，我正独自抱着蓝球在球场上静默的做无声的叛逆。父母不知道，老师不知道，只有天知道，我知道。在这年暑假，我自己跑去做送报生，送了一个月，很辛苦，骑个脚踏车送报老是被狗追，也体会到了父母赚钱的辛苦。但被父亲知道了，却被痛骂一顿，因为父亲要我将书读好，不用我那么早就去赚这种小钱！我不以为然...

高中联考发榜了，充满希望的父母以为他们的儿子再不济，捞了个榜尾也总有的，想不到所有希望落空。父亲沉默不语，母亲则开始数落，说花了那么多钱让我去补习，想不到却连个声响都没有，然后越说越气，用尽她所能说出的恶毒语言来辱骂我，当晚，我就想自杀了！

我当然不想死，但是上一代的多数父母不像我们这一代，他们没有修过教育学分，不懂孩子的心态，无法用引导的方式，只能用刺激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一旦刺激的方式失效，就无计可施，且伤害了亲子间的关系。

我不想死，但是又想给父母一个教训，于是就到厨房去拿刀，并故意发出声响，当我回到我的房间时，父母随后就跟上来了，父亲抢下我手中的刀，开始数落我母亲，并安慰我，这是我第一次对我父亲另眼相看，他简直就和我小学时的父亲是两个样。

这次，他们真的吓着了！隔周，就将我带回乡下老家，请附近有名的济公活佛神檀降坛，来问问我这孩子考试考不好，又要闹自杀，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民间鬼神，心里蛮不当一回事，只见「济公」对我父母一番安慰，说这孩子脑智未开，由祂为我作法「开智慧」就可以了！我心里对此充反怀疑和不信，当着父母的面不敢表示，但是对扮演「济公」那个人，在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要问事的人面前，当场喝下二三十瓶米酒，还能受得了，则无法解释，也感到很新奇。

事实上，只有我心里明白，四个孩子中，母亲最疼爱的就是我，爱之深，责之切。要不是我令她希望破灭，极度失望，失去面子，她是不会那样对我的。父母即便是被我的举动吓着了，知道我吃软不吃硬，硬逼不行，也就随我自去。但是我看的出来，他们对我已彻底放弃，转而寄望在我那两个乖弟弟身上。

虽然父母再三恳求，我坚持不重考（因为当时的重考补习班，认为孩子书读不好，就是打的不够，孩子还不怕，只要施加比学校还恐布的军事化管理，和更严厉的处罚，来年自然能考好！父母花很多钱请人去教训他们的孩子，以考上好学校，恐怕也只有台湾我们那一代才能碰到的奇事）。当时我对读书已失去兴趣，认为不需为此再受皮肉之苦。况且行行出状元，没有高等学历自信也能闯出天下。于是就在高职联招中，也没能考上考上高立高中，而是上了一家三流的私立高职电工科 ─ 嘿嘿！还和我老爸同科呢！只是没有大陆名校的老师。父母看我有学校读了，也就不再坚持我重考，但是告诉我高职毕业一样能考大学，高职好好念，一边念，一边准备考大学也可以。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觉得这样也没错，就欣然同意了。

台湾绝对公平的联考方式，让很多像我这样来自乡下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有相同的受教育机会。绝对不会因为区域而对入学分数有差别待遇，更不会为权贵开后门。有很多大官和有钱人的孩子，都因为考不上好学校，怕没面子，而被送到外国去受教育。而我，在这样的情况下，考不上好学校，当然只怪自己没本事，不怨别人。其实在我当时的心灵里，反对的不是联考这样的制度，而是反这样的教育体制和方式。

在印象中，小学和国中的冬天，台北是很冷的。小学时，台北还有很多的稻田，国中后，稻田变少了，学校、住宅区则一直在扩建。我经常喜欢在放学后，到马路旁买一些外省老伯伯卖的五毛、一块的蛋夹肉饼，淋上厚厚的辣椒酱，真好吃！那也是我最奢侈的享受。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再见不到那些老伯伯了，我知道他们都已变成「古人」了，直到后来在北京看到那些肉饼后，我才知道那些老伯伯来自何处！可惜，我已吃素，无法再重温儿时旧梦的那种甜美滋味！

上了高职以后，蒋经国开始推动十大建设，我的父亲的薪资和机会也快速增长，他更努力了，白天上班，晚上还要接设计工作，挑灯夜战，非常辛苦。然而，那却不是单一现象，好像整个台湾都动起来了。我一直到国中，都还是很爱哭的，他就经常训斥我说：「男子汉大丈夫，除非父母死了，泪不应轻弹」同时告诉我身为男人所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压力和责任，面对这些压力和责任，男人只能挺起胸膛迎向前去，绝不可畏缩逃避。

有一次，他用机车载我出去，回来时正逢倾盆大雨，父子俩狼狈的如落汤鸡，他满怀歉意的跟我说，他有责任努力以后不再让我淋雨。我再次感到惊讶，严肃的他，从来就不曾以那样的口气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从此，他和我的隔阂，就日渐缩小。其实，我知道他总以含有浓厚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方式来教育我，他也以身作则了一生，来强化他的这些论调，由于蒋介石的教育，我并不认同日本人，但是这些却仍影响了我一生行走四方的行为准则，以及具有强抗压性格的远因。

随着社会的演进，我们的学生生涯也变得和以前的学生不同。美国的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台湾，我是余光(一位台湾知名的热门音乐电台主持人)的忠实听众，同时对美国 Billboard 热门音乐排行榜耳熟能详，倒背如流，当时美国上榜的流行歌曲我条条能学能唱。房间里总是充斥着学生之音黑胶唱片和音响声。因为学的是电工科，组装音响对我来说是小事一件，因此只要父亲不在，房间里的重金属热门音乐声就响彻云霄，震惊四邻。我母亲老是骂我「捡角」(台湾话：意为无用、败家之意)，但对我也无计可施！

听热门音乐是当时高中生的流行之风，我英文很烂，但是因为老学唱美国热门音乐，英文的咬字发音总要比其它人强，老师是派我参加全校的英文朗颂和作文比赛，老拿第一名，从不拿第二名。自信心和成就感稍为回复了一些，但是我对看不起的学科，学习成绩就不怎么样。例如，高职要毕业时，还有三科要补考，有一科还补考了三次，差点留级！鉴于是学校名人，老师才勉强放人过关，而我却不在乎！

在高职阶段中，因为常打蓝球，长到180 公分高，在台湾人的体格中,算是高个子了。然而，我也学会了抽烟，因为同学一天给你一根，没两个月，你就自己买了。在那种台湾人心目中的「太保学校」里，很难不沾染许多不良习性，抽烟、跳舞、耍流氓、磨扁钻（一种当时高中生打架的凶器）、为女孩和邻校的学生争风吃醋打群架，都染上或干过了，幸好毒品和赌博，在严格的家教下不敢碰。其实我心里是清楚好坏的，只是碍于环境、同学间的哥儿们认同，以及叛逆的心态，越不叫我做的，只要我也想做，就越要做。写到这里，让我想到「大宅门」的白景崎。我没他那么大的家业，但个性是挺像的。

早先，我感觉在家里失宠，我的弟弟们看到我那么惨，都乖乖念书。父母也欣慰的尽量供其所需。所以，承袭了父亲的好胜性格，我总要证明自己还有价值，可以自食其力。于是我总是主动去打工赚钱。

当时美国在打越战，我还瞒着父母在放学后，到中和的钢盔工厂做钢盔，磨到双手起泡起茧，还赚不到多少钱。后来父母不知道如何得知了，就将我痛骂了一顿，说他们不需要我赚那些小钱，读书才是重要的。现在贪这一些小钱，未来将因小失大，后悔莫及... 等等。不过，后来可能是敏感的父亲发现了我的心态，为了我的未来，暑假就总是安排我去他朋友的公司打工，同时还花钱让我晚上去补习，好应付大学联考。

其原因是：高职电工科的正规学科不教化学，数学和物理也和正规高中不同，是简单版的。当时的台湾教育体制，高职毕业者，政府希望他们往二年制专科和四年制技术学院发展，而高中毕业者则往四年制大学和三年制专科学校发展，但是并不将其间的界线封死。换句话说，只要你有本事，高职毕业一样可以去考大学。这就是我父亲过于乐观的想法，他认为他的儿子可以跨越这道难度很高的门坎。所以，晚上要我去补习，补高职没教的部份课程。殊不知，当时的台湾大学录取率可不是现在的百分之百，只有百分之二十几，高中毕业考上的机会都不高，更何况是程度更差的高职生。就这样，在父母的压力下，我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全校只有我报名参加的应届大学联考，当大学联考成绩单寄来后，果然不出所料！除了国文和三民主义尚可以外，其它的都惨不忍睹，英文和化学两科因为答错要倒扣的原因，还抱鸭蛋(零分)，总分不到 200 分（当时甲组工科考六科，每科满分都是100分）。当我的小学同学、邻居的孩子考上大学的捷报频传时，我的母亲足足有一段时间都不敢在平常时间上菜市场买菜，怕人问她儿子考上哪里。

高职时代也是台湾经济储备足够起飞动能的时代。当时台币兑换美金的汇率是 40:1。我父亲有机会被公司派出国了，目地是菲律宾，到那边协助他们建立水力发电厂。这可是大事啊！当时台湾人能坐飞机的，除了有钱人以外，少之又少！全家动员，祖父母也到了，机场变成全家族的聚会之地。拍照啊... 我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 小孩子图新鲜到处乱跑乱跳玩起躲迷藏啊... 大人此起彼落的训斥声啊... 就这样一起夹杂在我的回忆中，回国的场面也是这样。看到父亲 ─ 一位贫农之子，以仅高工毕业的学历，凭着自己用汗水所累积的实力，以及愿意给予公平机会待遇的政府和社会，穿着英挺的西装，带着意气风发的笑容上机了。那个场景令我印象深刻，至今久久不去...

从此之后，我父亲短期的出国工作成了常事，且全世界各地都去。别人稀罕的机场接送，对我们来说，已不新鲜，家族也不再接送了。而我母亲也逐渐开始父亲前脚走，她后脚就跟到。虽然我母亲一辈子的家庭主妇，从没上班工作过，但是却也因为跟着父亲行走全世界而见多识广。回来后，对事情的看法、孩子们的教育态度以及人生观，发生很大的变化。她不再是那个来自乡下，一天到晚和邻人说长道短的女人了。

我妹妹读书也不行，但父母并不在意。所以，更加重对希望仅存的两位弟弟。幸好他们都不负重望的先后考上师大附中（台湾高中联考第二志愿）。

由于我入学的早，又是应届同龄中，月份最晚的孩子，所以应届没考上，就还有两年才到达当兵的年龄。换句话说，包括应届，我可以有三次参加大学联考的机会，现在用去一次，还可以有两次。我的父母非常坚持我再重考。尤其是我的父亲，他体会到我们的社会孩子一出生后，就都得靠自己，学历就等于是就业和薪资的保证，他自己就是在缺乏学历下，才得拼命工作去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但他并不希望他的下一代也要这么辛苦来经历这些，更何况当时的社会在蒋经国的开放下，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已露曙光，是很有前途和希望的，如果因为孩子无知，而他这个做父母的又明知情况，而不支持，那他将抱憾终身。然而，他体会的到，我却无法体会，不但叛逆，且不见棺材不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