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毕业，接着就是当兵了。在台湾，大专毕业者才有资格考预备军官。预备军官就是考上的话，一入伍就是个如排长之类的小官，薪水比大头兵要高。如果身怀军队需要的高科技技术或医学系毕业的，再考上预官，那分发到好单位时，当兵就和上班一样。
照例的，一遇到考试，就和我有仇似的，没考上预官，直接去当大头兵。当兵的日子就和其它人一样平实，其实就是锻练身体，然后一心想赶快退伍。对我来说，比较不方便的就是抽烟。我大学一年级就已改抽烟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般的「长寿」烟（当时台湾最普遍的烟）烟味总令我感觉作呕，但是外国烟丝的香味，却让我相当喜欢，于是大一开始，就在中华路上买了烟斗和外国进口烟丝，就这样抽起来了。我老爸一看我这个儿子反而抽起烟斗，有一阵子也学我抽，但是没过多久就回去抽「长寿」烟了。我问他说怎么回事，不好抽吗？他告诉我说：要老点火，一下子不吸，就熄了，很麻烦！这倒是，要不是那样，早就一堆人抽了。
但是我不知到怎么，就是有办法让烟斗不熄，还可以一直叼在嘴上，一边抽，一边和人讲话。烟草是致癌的尼古丁很少，但是焦油比较多，所以抽烟斗的人，牙齿内围会黑的像非洲人的皮肤，且很难洗掉，我现在已有十年未抽烟了，还有很多黑焦油仍留在牙内。而一般香烟的优缺点正好和烟草相反。
在那个时候，一单人对抽烟斗的印象还停留在事业有成的中老年人身上，不像美国，抽烟斗的年轻人比比皆是。所以，当兵时为了减少给人「张狂」的印象，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只好在稀少的假期回家后，才拼命过足烟瘾。
一年十个月，晃眼就过。当我当兵回来后，我的邻居或小学同学，求学过程顺利无延误者，早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就开始考托福去美国了。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台币兑换美金的汇率还是40:1。因为去美国的台湾大学生太多，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奖学金，所以自费的很多，我的同学那时去，必须带足 30～40 万台币。奇怪的是：大家都哭穷，大家都去了！我的父母更宝贝，儿子都还不知道能不能考过，钱早就准备好了，就等我赶快考过托福。但是我告诉他们，我想靠我自己的钱去读，我的父亲则说：谁的钱都一样，关键就是时间，时间是不能浪费的。于是，我也去考，但是最高的一次，497 分，离申请最低分数 500 分就差 3 分。
除了我考上大学的那一次和汽机车驾照以外，我这一生中，只要遇到考试，我是屡败履战，屡战履败！而对需要准考证的考试来说，这也是我这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考试！然而，当时我不知道的是：社会那种为生存而战的无形考试，才正要开始！
蒋经国接任总统后，著名的台湾十大建设，早于 1971 年就展开了。我们可以说，没有十大建设就没有台湾的经济奇迹。十大建设中的造船厂、炼钢厂、台中港、苏澳港、核能发电厂、石油化学工业离我较远，但是铁路电气化（还记得前面我和火车竞速的故事？）、高速公路和中正国际机场都是我使用过的，它们早在我考大学的期间，就都完成了。也因为这样，于 1979 年开放民众出国观光。藏富于民，是那个时候的政府政策，而那时候政府重要的财经官员也要比现在的有远见的多。而由于蒋经国对贪污深恶痛绝，所以当时的官员也要比李登辉时代的清廉的多。政府的清廉与眼光长远的政策，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前途是绝对有关系，这是历经台湾繁荣与衰退的我们这一代，感受最深的。
开放民众出国后，民众的视野一下子增加许多，当然就像暴发户一样，台湾人也在外国人面前出进没有公德和知识文化的暴发户丑态，尤其是欧洲，很不喜欢台湾观光客。但是尽管如此，人民总是会拿自己的现况和所去的穷国或富国人民做比较的，多数回来后更加珍惜和满足自己现有，并没有因为开放就引发移民潮，因此政府更加有信心，且更加开放。
我当完兵回来，台北又变了好几个样。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工厂早已大量涌进台湾，或合资或独资。我骑着车子，到处逛了一遍，台北的卫星城市，中和、永和、三重、新庄、三峡和板桥等，到处都是工厂。在美国市场上，MIT (Made In Taiwan，台湾制造) 的商品已取代了 Made In HongKong (香港制造)。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岛上，钱都是从外面赚回来的，当然一切也就要受国际景气的影响。
我父亲早于我大学二年级时，就退出公司股东，又回到老公司任职。我妈说：他腰弯不下去，不会当老板，还是帮人拼命的好。但是我老爸不单不在客户面前弯腰，就是连他上司那里，他也不像其它同事一样，而是从不奉承、送礼，所以被压了几乎一辈子。当时，他经手的台湾水力发电设计多不胜数，发电机组和其它相关设备动辄数佰万，乃至数仟万。逢年过节经常有卖水力发电机设备的厂商到家里来「送礼」，但是都被我父亲严辞拒绝，要他们将东西做好就有机会，然后顶多就是水果留下，底下的现金退回。这样刚正不阿的父亲，一生中所选择的发电机组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
但是，当他的儿子当完兵回来，却遇上当时世界难得一遇的经济不景气，好工作很难找。我大学毕业总不能再回台电去做约雇的临时工吧！然而，上天又帮了我一把。当时大同公司正在争取我父亲手上的案子，大同公司是一个绝对没贿赂制度的公司（这是我进去后才知道的），我父亲原本就有意将该项工程让大同做，在和厂商的闲谈中，无意中提到我尚找不到工作，于是大同公司的主管就好意奉承，保证可以帮我在大同公司中谋得一职。当时，大同公司是台湾大学毕业生心目中，属一属二想进去的台湾最大民营公司，员工两万人，无论是规模或产品，就相当大陆现在的海尔。我父亲当然很满意，这也是我父亲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求人。
就这样，在一片不景气声中，我在一次形式的考试后，进入大同。我在想，如果和其它求职者一样，透过大同公司正式的求职考试，那我一定又完蛋，那可比大学联考还难呢！况且大同公司自己创设的大同工学院，是当时工科私立大学的第一志愿，他们的毕业生可直接进入大同公司工作，而且升迁容易。我最小的弟弟后来就是考上该校的电机系，但他毕业后没去大同，而进了宏碁计算机。
我一进入大同公司，没有单位，林董事长直接批我调去做机要秘书。在大同公司内部，有对全公司，包括投资公司在内，副课长级以上的干部，轮流调去林董事长旁边干７天～１４天机要秘书的惯例，藉以让公司干部就近了解董事长的每天作息，和处理公司要务的心态，体验经营的正、诚、勤、俭。但是我是新近的，一进来就调去做机要秘书，且没说任期，其目的就和一般干部不同。至今我也没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就是怕咱们实力不好，不敢让我先去单位，调过来就近观察，再发配边疆（即远离总公司核心的投资公司）。总之，人家公司要咱们这么做，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吧！我娘最了解我，怕我又闯祸，千交待万交待：工作来得不易，人家说什么，就做什么，别让你父亲没面子！
就这样，开始了机要秘书的工作。其实机要秘书是好听的，其实就是开车门，替董事长送文件、拿公文包的跟班的。开始我做的很累，每天都几乎八点才下班。了一个月后，才发现：人家一个两万名员工的老板，比我们都还认真，早上五点就起来批公文，每天参与大小会议，还要做那么多的决定，就像打一场战一样，直到深夜，那么兢兢业业。那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生活的比他轻松，还想做大事... 那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就在担任机要秘书期间，我结婚了！那年我 26 岁。我和我老婆是透过计算机择友认识的。大学时，流行计算机择友，所以就参加了对口学校 ─淡江大学的计算机择友。双方按需要条件，各有 20 名对象，我老婆是我的第一顺位，而我却是她的最后一个。所以，初识时，她不愿和我见面，只愿通信。因为我会抽烟，喝酒，很多那个时候女孩子讨厌的习惯，我都照实写了，因此，之所以排成她的第 20 顺位，可能也是那时候参加的人少，所以不得不抓我来滥芋充数。当然，她宁愿先考虑她的第一顺位，也不愿先考虑我。直到通信一年后，在我流畅文笔，以及她都试过其它的顺位后，才愿意和我见面。她和我同年，小我一个月，但是我大学毕业时，她已外文系毕业工作两年（因为她考试顺利，中间不像我延误两年）。
各位都知道：我是长子长孙，我那祖母每次从乡下来总对我说：她再活也活不了多久了，要我赶快给她添个曾孙，好做曾祖母，家族压力很大。对我自己来说，前途未定是事实，我不知道未来我会怎样，但是我一向是「先成家后立业」观念的支持者，因为结婚安定下来后，就不需要再为约会接送、节日礼物耗费心思，因为那会让爱情和事业两边都没搞好。而决定早日结婚负责任，对专心拼事业是有很大益处的。因此，我并不排斥早婚。当兵前，我曾去向她的父母提婚，但被丈母娘以「你现在这样拿什么养我女儿？」一句话顶的落荒而逃，但是进入大同后，好歹有了工作了，父母就催我结婚。于是，我就再度向我那身为学校教授，曾为知名报社主笔的岳父开口，这次顺利了！只是，因为我尚无单位，所以婚礼上，公司方面和大学同学（一堆都出国留学了）来的很少！一大堆贺客都是冲着我父亲来的。
从机要秘书下放到单位后，逆水上游的遭遇更加曲折精彩，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