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道士惯玩的伎俩

近读袁伟时先生写的一本书，里面提到晚清政府修筑铁路的事情。当时，修筑铁路已成为先进国家的共识，但在中国，却遭到了众多卫道士的反对和否定。在那些反对修铁路的林林总总的意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做过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副使的刘锡鸿的奏章。这位曾经捏造事实向朝廷报告陷害郭嵩焘的官员，提出25条理由反对中国修铁路。

他说：那些赞成修铁路的人“盖由火车洋匠之觅生理者立说相煽；而洋匠之怀叵测心而布散之，华人之好奇喜新，不读诗书，而读新闻纸者附和之。洋楼之走卒、沿海之黠商、捐官谋利者，见此可图长差，以攘莫大之财也，遂鼓其簧舌，投上司所好，而怂恿之，辗转相惑，以致上闻也。” 如此说来，修铁路是外国利益和自身贪渎，简直是汉奸、卖国贼！

他还装出一副博古通今的样子，煞有介事说：货物由“火车运赴口岸，不过徒便洋人，未足利中国也。”更严重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打大沽口，火烧圆明园，“英国惟募闽粤沿海无赖以当前驱”。历史经验可能重演：“火车既行……则洋人踪迹自必遍及里闾，以利啖人，村愚尤易为惑。”老百姓会再次充当侵略者的雇佣军！

至于开通铁路后，山川阻隔失效，更有利于侵略者长驱直入。因此，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中国只能封闭，修铁路导致开放，肯定是殖民主义者的狡猾手段！

在今天看来，这位刘大人反对修筑铁路的观点是多么可笑，然而当时，它却极有市场。比如身为光绪皇帝的老师、两度进入军机处和长期担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在读了这个奏折下竟然在日记中写道：“看刘云生（锡鸿）奏铁路不可修状，言言中肯。”

袁伟时先生在对刘等进行总结时认为，封建卫道士们攻击新生事物的伎俩无非有两点：

第一，像中国这样一再受列强欺凌的国家，最容易煽动民众的办法是以民族或爱国的名义说事，把自己不喜欢的某事或某人说成是外国所操纵或是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刘锡鸿就是玩弄这一伎俩的老手。

第二，总是冀图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把对手说成是离经叛道，败坏社会风气，罪不容赦的罪人。问题提高到要不要维护中国文化的基本信念或立国基础的层面，原则面前，不能让步！

笔者以为，刘锡鸿之辈虽然已经作古多年，他们反对修筑铁路的种种理由已经成为笑谈，然而他们惯玩的伎俩，到今天仍然为不少无耻文人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