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回家过年，让每一个春天的交通线变得异常繁忙，在春节这个极具浓郁中国特色的节日里，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春节前的“返乡人潮”和春节后的“返工人潮”了。在中国这个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规律甚至升级为一种现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春运’。“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将有2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占世界人口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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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春运临至，相关部门便如临大敌。而每年春运期间，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司法运行都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就成为一年一度检验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好的试验场。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春运中对中国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感性认识。
一、铁路系统发展水平
铁路是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票价相对其它交通较低，加上安全系数高，因此大多数人愿选择铁路出行。每年春运，不论对于交通部门还是旅客，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战争。有人排了几天几夜的队也买不上一张火车票，有人因夹塞插队而兵戎相见身受重伤，有人因过度焦虑而猝死，有人因过度拥挤导致精神失常……春运期间使得原来运能紧张的铁路不堪重负。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解决交通问题自然任重。
今日铁路运输的一票难求、铁路服务的质量低劣、铁路管理的一塌糊涂，固然跟“铁老大”的长年垄断，甚至跟铁路内部“内鬼”倒票什么的有关，但我认为，其更大的原因，在于铁路运输严重的供不应求！因此，能否解决好春运问题是对铁路系统发展状况的最好检阅。
其次圆满完成春运、民工潮的任务实际上就是铁路运输多方协调、周密布暑、严格执行标准化过程的结果，也是对铁路运输工作的一次检验。春运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指挥，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因此安全工作是重中之重，严格执行标准化是完成春运工作保证。列车员的服务对象是广大旅客，其服务质量和面临的问题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在工作中只有投入才能有所体会。
二、社会和谐发展的程度
“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伟大创新，就春运期间的一些与这一理念不协调的因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黑车
黑车司机说：“俺们最大的烦恼就是车太小了，20人车敢载40个人，40人车敢载80个人，只怕没有人敢上，我绝对敢载。抓着了算我倒霉，抓不着我就发了。”
2.黄牛党
“黄牛党”就是俗称的“票贩子”。“票贩子”在北京行话叫“拼缝儿的”，而上海人称之为“黄牛党”，还有更形象的比喻把这类人称之为“票虫儿”。“党”是上海人在替社会现象分类时最惯用的概念系统。于是，就有了一种叫“黄牛党”的称谓，用于描述一堆人在那里抢购物资或票券，有如“黄牛群之骚然”的现象。“黄牛”是上海滩的特色已有两个世纪的发展史了，昔日的“黄牛党”，所从事的是被过度分化的中介行为。就现象而言，它被定义为“恃气力或势力，采购物资及票务凭证后高价出售以图利”。他们在解放前倒黄金，在文革时倒诸如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等各类票证。新世纪，“黄牛”行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开始倒大剧院戏票，倒热线火车票，直至倒世界第一的磁悬浮票。“黄牛党”的存在，从某个层面上直接导致了春运期间的“买票难”。
3.劣质商品
火车站食品问题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笔者有一次在从乌市到郑州的车上，对面的两位男乘客买了德州扒鸡，然后买了瓶啤酒，还来了瓶小烧，搞了点花生米，准备美美吃上一顿。他们打开德州扒鸡的包装，散发出的味让人受不了。于是把卖货的乘务员叫过来要换，乘务员说是好的，硬是不给换。最后两位乘客较了真，打了包装上厂商的电话说要投诉他们卖过期食品，这时候乘务员慌忙给换了。类似的事情估计每个座过火车的朋友都曾经历过， 毛巾、香皂是行路人的必用物品，更是与人健康紧密相关的日用品，在一些火车站，却成了三无产品的销售地。而就是这样的产品，价格却比名牌产品高。香烟造假在火车站附近也比较猖獗。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乘火车出游的抽烟者，58%在火车站买到过假烟，其中13%的人选择了去退换，而高达87%的人则选择了忍气吞声。此外，那些在沿途车站买的产品，标识不全、缺少生产日期的现象比比皆是。
4. 假票
通过挖补、粘贴、打印等一系列工序后，昨日还是一张北京至保定价值24元的短途硬座火车票，今天就便“摇身一变”成为身价231元的北京至成都的长途硬座火车票。卖假票的成本只有刀片、镊子、药水瓶、打印机、橡皮泥,而利润无穷,真可以说是一本万利呀！
5. 黑公话
黑公话说：“人有多大胆，你就可以赚多少。电信定的收费标准实在太低了，一分钟收你50，不给，给我揍。一部电话加上一双拳头成本很低吧，但钱来的可不少哦
6. 小偷
看了《天下有贼》没有？那就是说这些人的，你可不要歧视他们，他们干的可是技术活，我们的技术和收入是完全成正比的。
总之，火车站俨然是一个缩小的社会，在这里上演着形形色色的恩段情仇，公平与正义，持续与混乱，美丽与丑陋，纷纷闹闹，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春运期间这种上演就更加精彩了。
三、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中对“和”的追求自古以来就未曾断绝过，中国人对于家庭团聚的向往与追求的热情，似乎超过了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这就间接造成了即使是身处千里之遥的在外游子，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赶在农历三十之前家人共进团圆饭，这与其说是一种仪式，更不如说是一种由来已久的风俗。
春运期间，整个神州大地在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人潮汹涌地“血脉流通”。火车上疲惫的神色宁愿强打精神忍受几十个小时的站立和拥挤，车站买票的队伍甘愿排到门外大街上几百米，大大小小的车辆在公路收费站前排成长长的队伍，慢慢挪动步子，扛着行李焦急行走的人潮似乎有点疯狂，在嘈杂的人群里举着手机大声告诉另一头的家人自己的行程。
每一个匆匆的身影都代表着两处急切的牵挂。却也不是每一个牵挂都会有圆满的结局。总有那么一些人因为路途凶险永远留在了路上。交通的风险让交通部门在每年此时高度地紧张，“平安”此时成了千千万万的人们心里祈祷的词。但血脉亲缘的牵挂从来不让路途潜存的凶险阻断退缩，异乡漂泊的人们从来就是为这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前仆后继奋不顾身——过年，怎能不回家呢？如果有俯视尘寰的神，一定会为这样的情感流泪的。回家、平安、团圆、美满，没有比此时更能淋漓尽致波澜壮阔地诠释中国人最美好的愿望的景象了。
春节的名义，足以叫这个以龙为图腾的国度举国翻腾。想象一下，如果突然哪一年春运成为历史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中国的交通系统足够发达到应付如此艰巨挑战；要么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消失殆尽。而笔者显然希望是前一种原因。
四、地区不平衡的改善状况
中国现阶段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正是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则产生了消费水平的异同，生产力的先进程度也参差不同。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生产需求量大，则劳动力需求量大；而生产力不发达的地区，不仅生产需求量相对较少，且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大不如相对发达地区，所以造成部分地区劳动力大量外流，而部分地区却流动人口剧增的现象。这便产生地区劳动力分布不均，始终无法达到一个动态平衡，而在春节前后如此直接的暴露了出来。
在我们的春运中，交通的运输能力、现有的资源配置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都在加剧回家的难度。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要在同一个时期回乡过年，客运市场因需求远大于供给而引发一系列危机。那么多人，一个地方一下子要在同一个时间段回家，肯定会带来一些问题。中国农村拥有大量素质较低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称为经济资源，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事实上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太多合适的就业岗位，使得他们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只能远离家乡外出打工。而那些没有走出家门、在家里又挣不到钱的农民更是长期处于贫困边缘，成为社会危机的隐患。没有东西差距，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人口大迁移了。铁路负担也会相应降低。以春运这样一种独特现象，是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最直观体现之一。中国别具一格的经济发展方式决定了其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从而产生了相当多的经济社会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春运也是直接其产物之一。
六、户口壁垒解决状况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流动人口，只是在中国，流动人口流动的目的就是糊口，要解决春运等一系列问题就要让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在大城市打工三四年的农民工，同样的工作、干同样的活，他们依旧是个外来务工者。原因在于户口壁垒，如果户口问题解决了，工作的地方真正成了他们生活的地方，定期的民工大潮也就随之缓解。
对于外来人口，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参考的措施，特别是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他们有一个共同信念和一般行为，就是对外来人口只能欢迎，不能限制，只能与当地人一视同仁，不能歧视。因为，人口流入，四海来归，一方面表明该地区的投资环境好，经济发展快，政府效率高，在地区竞争中走在前列；另一方面，也是调节本地劳动力供求、抑制当地工资成本上升、促进当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根本保障。限制和阻碍人口流入反而有悖常理，为智者所不取。如果户口、待遇都不成问题了，农民工举家迁移到城市，就不会每年非得在过年的时候兴师动众回老家了。
所以，春运是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每年都可以对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进行一次检阅，虽然不能定量的界定我们的社会发展到哪一个层次，至少对这种水平有一个定性的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