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百万下岗工人“消失”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10-27 09:14:19


  剪皮,走线,机梭飞转……这是一个手艺娴熟的补鞋师傅,他叫曹大民,在上海市双辽支路张华浜小区门口摆了个修鞋摊点。拿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原装正版”的下岗工人,和曾经的“待业青年”或现在的“失业青年”不一样,手里曾揣着闪烁着荣光的“铁饭碗”,当年是上海皮鞋厂“正式职工”。

  今年54岁的曹师傅,1990年和自己的2000多个同事一样,因为工厂倒闭,一夜之间成为“下岗工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先后有100多万国营工人加入曹师傅行列;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上海,庞大的产业工人群因为所在工厂的关闭、转产和改制,纷纷下岗,组成一道别样的“灰色风景线”。

  到了2003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宣布:上海市已没有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已全部关闭,成为首个“下岗工人”消失的城市。

  “下岗工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最具悲剧色调的“活化石”之一,他们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时代背景下的其他群体一样,在历经观念、生存和发展的历练与巨变之后,以崭新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风貌融入社会变革发展的大潮中,不仅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代表符号之一,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标)“下岗”已成为历史名词 “双下岗”家庭的“苦乐年华” 傍晚,上海双辽支路有点热闹,燥热一天的市民,三五成群出来纳凉。

  2008年7月19日,按照张华浜居委会指点,记者找到了正在小摊修鞋子的曹大民。“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身着蓝装,黝黑消瘦的曹师傅一脸平静,“我的‘本职’工作是在社区做清洁工。”

  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己现在的月收入900多元,自己必须扩充点手艺,“如果不是女儿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家三口生活还过得去”,供孩子读书,使自己家在经济上“有些压力”。

  记者调查了解,在上海较早下岗的工人中,与曹师傅处于同样生活际遇的有不少。三口之家月收入不足2000元,供养一个读大学的子女,生活显得“捉襟见肘”。

  “这两年物价涨得老高,钱不值钱,粮油价格都在翻倍,一进菜市‘钱包’就‘吃紧’,我们只好在日用方面减少开支,生活总得过下去的。”闵行区虹莘路红明小区卢大妈面对记者有点激动。

  这位1994年从上海第15棉纺厂下岗的卢大妈说,好在精打细算,还可以过得去。她把自己的置换房“借”(出租)了出去,每月有1800的房租收入。“正好可以支付在上海师大就读儿子的生活费,自己住差点不要紧。” 卢大妈告诉记者。

  上世纪80年代末,卢大妈的爱人就从上海畜产常丰食品有限公司下岗了,属于典型的“双下岗”家庭。

  2008年6月16日,在有关方面配合下,记者在上海的静安新城小区对下岗工人作了一次粗略的调查。下发问卷100张,回收91,调查对象是45~60岁的国营企业下岗工人。

  收回的问卷表明,夫妻双下岗的家庭比例相当高,占了66%。而且,他们的家庭结构较为相似,都是夫妻俩带一个正在读书的孩子。

  这些人大都从城中心静安区迁来。拆迁时,或许为了“心理安慰”,当地政府把这个小区取名“静安新城”。据不完全统计,这里住着下岗工人2000余人,可以说是上海市“下岗工人”的一个社会缩影。

  “哄闹”的龙茗路两侧,不少是下岗工人摆的地摊。

  去年,上海市允许部分街道“摆滩”,也为许多“下岗工人”扩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双下岗”家庭中,有50%的被调查者“碰到了经济困难”,尤其是家庭中有子女在上大学的,但是他们大都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孩子一毕业,找到工作就好了。”

  受调查的吴女士今年47岁,儿子在浦东建桥学院读大三。“我们夫妻一个月收入平均起来3000左右,节约一点,再咬咬牙坚持一年,等孩子一出来(毕业),找个差不多的工作就好了。”吴女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这是理论层面的‘双下岗’,但不是时下说的‘零就业’。因为他们还在外面做点买卖,还算是有生活出路的。其实,‘双下岗’是指夫妻俩同时下岗,无生活出路的。” 该小区居委会黄先生补充。 政策扶助“下岗工人” 从1996年开始,上海市对新增劳动力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斩断”福利体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扰”,在全国率先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为国企冗员分流架一座从“企业到市场”的桥梁。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在1997~2000年期间上海市第一批下岗的工人,当时大都在50岁以上,在社区或居委会的帮助下,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少数兼职),有的通过房子的调租,加上普遍覆盖的失业保险,完全可以解决“温饱”问题。

  按照上海市有关方面的说法,他们已经不再是“下岗工人”了。

  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户口高地”。外地人的就业因为户口受到了不小的限制,比如出租车行业,没有上海户口,再有技术也进不了这个行业。从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就业压力,一些下岗的国企工人加入了这个行业。

  上海“大华出租”的吴桂明经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排除本地人好管理因素,出租车队吸纳‘下岗工人’,既支持了政府,又促进了上海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稳定。”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最低工资等方面也提供了政策保障。据了解,从2008年9月1日起,上海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由之前的690元提高到75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由6元提高到6.5元。上述调整后的最低工资为实得收入,个人应缴纳的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由单位另行支付。该市连续14次“拉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生活标准,是为了“抵冲上升的物价”。

  《中国经济周刊》从上海市政府了解到,从2008年8月1日起,上海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300元提高到320元。

  而在此之前,上海市政府已经从7月份起,对本市城乡低保家庭每人每月再发放15元临时补贴。

  这些政策细密如“网”,极大地保障了“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据调查,上海市“下岗工人”的家庭收入主流是1000~2000元,超过60%。这些收入主要应付日常生活、医疗和交通,生活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与5年前相比,生活水平没有下降,但也没有较大改善。”静安新城居委会黄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下岗与失业并轨 2008年3月,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分管政策法规的副局长张剑萍,在东方新闻网接受原下岗职工的网上公开咨询时再次表示:“本市再就业工作已经结束,再就业中心已撤消,之后不再对进再就业中心下岗人员的生活费标准进行过规定,也不再存在原来的‘下岗’概念。”

  事实上,在2004年初,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已经表示:截至2003年12月,上海就宣布不用“下岗”一词,而是纳入失业统筹;在上海,“下岗”已经成为历史名词。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上海产业结构大调整,很多纺织厂、电子厂等基础工业企业通过“关、停、并、转、改”,产生了大批的“下岗工人”。不过,记者采访多家相关机构和单位,都无法得到精确的数字。

  2008年7月17日,上海市总工会朱小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上海市在职和失业人数无法准确统计,‘有的失业,但是劳动关系还存在’,而且每个单位都不一样,以前的‘下岗工人’更难以精确算出。”

  “下岗工人估计应该有100多万。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上海市下岗方式也有5个类型:买断、内退、‘两不找’、解除合同、发生活费。”上海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上海,对于下岗工人的生活保障很关注,投入了不少。”

  统计表明,上海市下岗工人以“买断”类型居多,占总数的80%。“这说明上海市的企业改制工作较为彻底,绝大部分下岗职工已经完成了身份置换,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相对稳定。”上海市总工会人士指出。

  2008年7月12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相关人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下岗工人的概念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但是在早些时候,本市“再就业工作”已经结束,实现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因此原来的“下岗”概念已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

  “不管是寻求再就业、还是自主创业,均能享受相应的优待。”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李家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根据上海市规定,其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不低于政府公布的当年城镇最低工资标准。”

  “下岗与失业并轨,下岗职工将尽早进入到失业状态。而后,市里的失业保险机制就可以覆盖在他们身上,社会也启动相关机制帮助他们寻找就业机会。总体上看,目前,上海地区的原‘下岗工人’生活基本上平稳。”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这位人士告诉记者。

  资料链接 “下岗工人”,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指仍隶属与某企业单位,因各种原因被精简下来后,没有再找到其他工作的人。

  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下岗工人出现的起止时间模糊,具体数字难以统计。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下岗工人在30年改革开放的中期出现,高峰期是1998年至2001年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时期。其间,每年下岗工人人数都维持在700~900万之间。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统计,中国历年累计的下岗职工约3000万。从地域分布看,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东北三省占25%;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

  多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下岗工人”问题。1998年出现“下岗”高峰之后,国家着力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实施的两期“三年千万再就业培训”计划中,共有2000多万人参加了再就业培训,使168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

  与此同时,要求各级政府把“再就业”做为“民心工程”来抓,各地开始将企业裁员逐步依法直接纳入“失业保险”或城市“低保”,并积极推进“再就业”工程,使“下岗工人”这一特定人群正逐渐消失。

  目前,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七个省份已关闭了“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实现了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的并轨。

  (中标)下岗工人:相同的命运,不同的人生

  一晃近20年过去了,当年的下岗工人中的大部分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退休老人”,虽然戴着“下岗工人”的帽子,但他们已在“安度晚年”,不会因为工作而“给政府添麻烦”。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事实上,第一批下岗工人中,大约有70%已经退休(含去世),真正在创业前线的不多。就是说,在上海只有约30%左右的下岗工人还在“继续打拼”。

  上海宝山区的仇先生下岗后,曾“不甘平庸”,自主创业。由于“不善经营”,所创办的公司资不抵债,原有住房被法院封拍,现“无家可归”,“流浪栖息”于朋友居所。成为“兜户”(由于没房子,虽在派出所能查到户口,但社区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居所,户口只有装在自己兜里)。

  “可能是选项不好,我本人也技能单一。” 仇先生苦笑道。

  与此相反,今年53岁的姜为群则从一个街道工厂的“下岗女工”变成了雇员们口中的“姜总”。3年前她自主创业,“当起了老板”。开始做酒类批发,后来又接下云南某“澜沧江‘原生态’饮品”上海地区总代理,生意做的“红火了”,已是退休教师的老伴也成了她的“手下”,为她料理“日常事务”。

  “下岗不意味着机会消失,只要不懈努力,总有一种成功在等待自己” 姜为群笑着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与选择创业不同的是,一些下岗工人选择了另一种人生。

  上海两家棉纺织老企业——上棉10厂和上棉28厂,1996 年联合组建上海安达棉纺织厂时,需要压缩4万落后锭,安置分流2200 余名职工。12年“弹指一挥间”,这批“下岗工人”中,不少人“处境安逸”。

  徐汇区宛平小区周三龙就是其中一个。“下岗了只能休息,干嘛再去累。”周三龙说。和他一样,很多人下岗后在小区中“自娱自乐”。上海很多小区都有棋牌室,“泡杯水,坐半天,麻将桌前享清闲。”周三龙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点得意。

  以养狗和栽花为职业的宛平小区彭大爷,下岗后干脆把自己56平米的房子租出去,自己蜗居在一个9平方米的小间,花摆满墙外走道,“狗和人住在一起”。

  “我的房子租金是1800元,这样我的生活就‘没有风险了’。”彭大爷很知足,“我不抽烟喝酒,这样的日子比‘啊地宁’(外地人)安稳多了。”

  而年龄尚轻的“下岗工人”,也有相当数量的“赋闲在家”,加盟老年人的“花鸟人生”。 据了解,目前,上海市下岗工人自谋职业多集中在保安、快递、司机和保洁。由于有“本地户口”,他们在这些“行当”的应聘,具有“属地”优势。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上海很多人“下岗”后,只希望能找到工资与原来差不多的工作,一些“又苦又累、待遇也不高”的活,认为只有外地人才会做。而类似环卫、搬运等一类的工作,基本上是民工来做。遇到春节,连送大米和煤气的人都找不到。

  据一项“上海热线”对“可就业条件”的下岗工人做的“网络调查”显示:在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上,超过86%的下岗工人认为“没什么前途,只能混日子”或“只为糊口,不问前途”。

  正在研究下岗工人生活状态的上海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王波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据我调查,上海市退休的下岗职工由于买断、内退比例较高,日子比较平稳,和一般市民没有区别。继续工作的有30%在国企,在股份制和民营企业中就业的也30%左右,干家政和个体劳动(如摆摊、开店、开出租车等自谋职业)的占40%;去外企的很少,主要是由于技术和知识的储备不足。”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硕士王军旗对本文亦有贡献) 评 论 “阵痛”之后的就业政策选择 葛丰 伴随中国经济转轨的进程,“下岗”这一充满过渡意味的词汇终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这主要是因为当年造就“下岗”的机理几乎已经不复存在。

  按照较为严格的定义,“下岗”大面积出现的前提是隐性失业大面积的存在。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中国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其实来自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一旦后者因为制度环境的改变而被彻底整治,原先隐匿在国有企业的大量冗员,就会不可避免地以“下岗”方式显露出来。

  作为改革成果之一,眼下中国的有效劳动需求量与名义就业人数之间的偏差,正在不断缩减中,新产生的失业也不再以国企减员增效为主因。但是这种“阵痛”的过去并不意味着失业问题的自然消失,其实,中国今后时期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恰恰在于如何不断增加就业数量,且继续提高就业质量。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又相当落后,这两条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因此,中国的政策取向必须尽早实现由“增长优先”向“就业优先”转变,若非如此,随着人口峰值的逼近以及资本替代的深化,中国的就业压力只会越来越强而非越来越弱。

  经济增长只是就业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3,属于“高增长、高就业”模式。但此后,虽然GDP增速持续攀高,但其对于就业拉动的效应却越来越小,及至2005年,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只有63万人,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仅为0.08。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原因不仅是内生的,而且本身就是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如产业结构升级。除此之外,剩余的那些原因其实很有重新检视的必要。譬如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增就业岗位大量来自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其他非正规方式,但是这些恰恰为各类“歧视压制”的领域;再譬如说,1997年以来,由于缺乏弹性,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单位,这种“劳动趋贵”的势头辅之以财政、信贷的倾斜,很容易诱导出国企以资本替代劳动的选择。

  中国政府自2003年起,开始把就业、再就业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目标之一。(世界经理人博客http://blog.icxo.com)而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对于多个战略目标优先排序的不同,完全可以导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鉴于目前及今后时期严峻的就业形势,建议各级政府尽可能地将就业目标向前摆放,及时、有效地引导各类投资按就业吸收能力顺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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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删除 mxi1long   /   2016-02-26 12: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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