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就准确预见到今天中国经济状况的大师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3-05 09:47:08

麦克法库尔(汉名"马若德")：28年前预见到今天中国经济状况的大师

只有懂得历史的人，才能够预言未来

这几年每年4月，中国高层领导人都会访问美国，双方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是他们与美国谈判的最重要项目。这里面透露出的信息，人人都知道，那就是在近30年的发展中，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穷困国家的那个层次上走出来了。在全世界，只要一谈到经贸关系，任何国家都不会无视中国。

看到中国今天的再崛起，这让我有很多的感受，我想起在1980年的2月8日，也就是中国人的春节，在英语世界的精英周刊《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封面大文章，The Post- Confucian Challenge，翻译成中文叫“后儒教的挑战”，“后儒教”指的是把现代工业制度与一部分的儒家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这些社会。这篇文章一开篇就说：“自从工业革命发动以来的200多年里，西方一直在主导着这个世界，而今天这个主导地位受到了威胁。威胁不是来自于俄国人，他们至少在部分上还是西方传统的后裔；威胁也不是来自于阿拉伯世界，因为等到他们沙漠底下的石油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对西方的压力就会减弱。西方今天所受到的威胁，根本是来自于那些继承了儒教文化的东亚人。迄今为止，只有它们才对西方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提出了真正的挑战。”

文中还特别提到，在1970年代后期的几年内，日本对美国的挑战和压力极其巨大，在很多重要的产业里使美国人招架不住。紧跟在日本后面对西方构成深刻影响的、的是“四小龙”（西方人戏称为“四人帮”），——即韩国及属于华人社会的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但是，文章接着讲到，“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如果能够使中国大陆的本土得到转变，那么，一个经济强力的中心，将在东方兴起。而相对这个中心而言，‘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只不过是太阳边上的一点光晕而已。”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麦克法库尔（Roderick MacFarquhar，他有一个中文名字“马若德”）。在28年以前，就能够清楚、明白地描述出这种历史的大趋势，能够做出这么伟大的预言，是让人非常佩服的。“预言”在英语中有两个词，一个是predict，主要用来指对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发展做出“预言”，但是这些事务往往是很难预测的；另外一个词叫forecast，主要用来指“天气预报”，一般来讲，像天气这种概率式的消息还是能够“预报”的。预言未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在这一点上麦克法库尔还是基本预言了中国过去将近30年的经济发展大势。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天气预报”，说明麦克法库尔是一个很懂中国的政治、经济大气候的 “预报员”。

那么，我们想想，是什么样的一个知识背景，使得麦克法库尔这个洋人，能够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有这么敏感而又透视的能力呢？我认为，因为麦克法库尔具有浓烈的历史感，只有懂得历史的人，才能够预言未来。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世界头号人物

在美国，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大宗师，叫费正清。他开辟了研究中国的新潮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从他开始，美国才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的一个重镇。费正清虽然只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但是他却成了全美国历史学会的第一个不是研究美国历史的主席。在哈佛，还有一位地位尊荣的教授叫本杰明·史华兹，他比费正清年轻不到几岁。他年轻时以他的语言天份在美国海军参与破译日本海军的密码电报，最终帮助美国海空军在中途岛击落了日本“战神”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座机。正是因为哈佛有了史华兹与费正清，才使得哈佛在中国研究方面简直成为西方世界的天下无敌。史华兹在英文世界被称为是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祭酒”。

而麦克法库尔，这位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西方世界头号人物，正是费正清的弟子，也是史华兹退休后的同一讲席的接任者。他不仅做过哈佛大学政府系的两届系主任，也曾做过三届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在29岁时就在英国创办了《中国季刊》，如今，这是全世界研究中国的英文刊物中最具影响力的。他访问过中国几十次，中国的领导人，除了毛泽东以外，其他的像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等人都曾见过。

我第一次见到麦克法库尔，是在他1983年访问中国的期间。他在中国社科院做了一个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专题讲座，他后来在这方面出了三大卷的巨作，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那时候，我是在社科院马列所工作，因为我正好刚刚获得建国后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作为国内青年学者的代表，使我有机会参与接待他的事宜，也受英国驻华大使邀请，参加了为他举行的一个大型欢迎宴会。为什么他这个美国的大学教授访华，英国大使和夫人要举行隆重的宴会呢？——因为麦克法库尔是英国出生的望族。他的父亲是个职业外交家，做到过联合国人事部的部长，二战之后，巴基斯坦刚刚从英国独立出来还未正式建国，暂时在联合国的托管之下，他的父亲那个时候就是联合国托管巴基斯坦的第一号或者是第二号官员，几乎是总督的位置。因为他父亲在外交界长期杰出的服务，后来还被英国女王授予了“大不列颠帝国高级勋位爵士”爵位。

麦克法库尔是这个显赫贵族家庭的独生子，但是他自己却成了英国的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从政的时候参加的两个党都属于英国政治制度下的左派党。他先是参加了工党，然后他可能嫌工党还不够左，又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他当选过一届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也做过好几任英国的高级文官。在从政之前，麦克法库尔还有过一段有趣的新闻界的历史，他做过BBC国际新闻的主持人，我看过他原来的纪录片，他那时真是非常的帅，不知道有多少女士会为他而倾倒。麦克法库尔在政界呆了几年之后，第二次出来竞选没有成功，于是他干脆就进入了学术界，主要是做中国研究。

麦克法库尔是威尔士人，他是在牛津大学读法律、历史的本科，硕士是在哈佛大学跟随费正清读的，而博士学位是他用已经发表过的专著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申请到的。1980年代初期，美国要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结果哈佛大学就把他从英国挖过来了，那时他已经在学术界功成名就。他到了哈佛之后，政府系和历史系同时给了他教席。

在麦克法库尔访华的那十来天里，我用非常蹩脚的英文跟他谨慎、小心地交谈过几次。那次他还跟我开玩笑，问我平时干什么，我说平时都是看书。他又问我看书以后做什么，我说看书之后累了就睡觉，他又问：“那你看书和睡觉之间干什么？”我对他说看书和睡觉之间就是锻炼身体，跑长跑，跑完了就学毛泽东洗冷水澡，以锻炼革命意志。我给他的印象是那个时代一个典型的中国革命青年的样子。

我记得中国方面为他举行的正式欢送宴会，是在当年北京东交民巷很有名的松鹤楼饭庄举行的。那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教导怎么去喝西方式的葡萄酒。那天宴会上开了两瓶茅台，两瓶天津中法合资的王朝半干白葡萄酒。那时候中国本国产的葡萄酒是没有“干”和“半干”的区别的。我当时就很惊讶：葡萄酒怎么还有“干”和“半干”的呢，酒是液体，“干”了不就没有了吗？而且，喝酒都是要“干杯”的，“半干”不是对人不礼貌吗？我就问麦克法库尔，他说葡萄酒一般是有糖分的，如果抽取掉糖分，就变成“干”的了，这样一解释，才使我明白过来。正是这一次，既使我后来有了进入哈佛大学念书的机会，也使我对葡萄酒产生了兴趣。

进入哈佛的引路人

一年以后，我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出国之前，我的恩师苏先生给我开了几个最重要的美国名流学者的名单给我，其中第一个就是麦克法库尔。我一到美国，马上就跟他联系，他马上说，要请我去哈佛大学做一场学术报告，这对于一个初到美国去念书的学生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我虽然是拿匹兹堡大学最高奖学金“校长奖学金”去的美国，但是说老实话，那时候我的那个狗屁英文在班上是经常受两个美国学生歧视的。我听也听不懂，讲也讲不清，所以，那种歧视都已经写在他们的脸上和眼神里面了，这让我很难受。当他们听说我要去哈佛发表一个Talk的时候，简直让他们震惊了。

那次我在哈佛做报告，经过麦克法库尔的安排，来了很多人。我的英语水平实在是太差了，实在讲不清楚的时候我就只能在黑板上画示意图。我是不得以而为之，谁知这一点使在场的有一位大学者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这个大学者是H. White，他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最有名的教授之一，也是社会学系研究生项目的主任。他是世界上用数学方式来研究社会网络的开山鼻祖，这个人原来是学数学出身的，这使他在研究问题时很喜欢画图。他发现我也喜欢画图，不过我喜欢画图不是因为我的数学很好，而是因为我的英文太差。他由此认为我的思路很好，其实只能算是歪打正着。

麦克法库尔真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人。正是因为他认为我到哈佛去念书对我的发展可能更好，于是他把哈佛最重要的几个教授都安排来听我的演讲，也让我跟他们见面交流。就是那次之后，哈佛大学也开始认真地考虑，要我到哈佛去念书。1984年11月份，我提出了申请，过了1个多月就被录取了。为了让我能全力集中在学业上，麦克法库尔特意帮助大力推荐我申请到了两份奖学金，一份是哈佛大学的，一份是福特基金会的。那时候麦克法库尔已经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了，正是他把我引入了哈佛，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我的《液体的回忆——水、泪、血、酒中的三次革命回忆录》一书，敬献给他的原因。

我在哈佛念的是社会学系，“比较发展研究”方向。麦克法库尔曾很婉转地问我，为什么不到哈佛政府系去呢？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情境，真是感慨万千。哈佛的政治系不叫Political Science，而是叫Department of Government。虽然我去哈佛是美国人给的钱，但是属于中方规定的自费公派（那年头没有个人选择），在选择系别时还得跟国内方面通气。国内方面认为，进政府系好像不是做学问，倒像是去跟美国政府搞到一起。就是因为“政府系”这个字眼显得太敏感，认为我进政府系是去搞政治，而不是搞学问，导致了误解。如果我进了政府系的话，我今天研究的比较现代化、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这些领域，哈佛大学政府系肯定能给我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很后悔。

我到哈佛后，与麦克法库尔在不同的系，但是我们经常在一起，也听过他的课。他的口才非常好，在大约是1986或1987年，那时候哈佛要加强对本科生世界视野的教育，就开设了几门“外国文化”（Foreign Culture）课程，当时的校长包克（大法学家）建议麦克法库尔开设一门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他很踌躇，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么复杂的事件，是很难给这些美国年轻人讲清楚的。麦克法库尔开了这门课后，哈佛校园里出现了谁也没想到的场面：竟然有上千的学生选修了这门课，哈佛还没有这么大的教室，容纳不下这么多的学生，怎么办呢？哈佛校园里有个很古老的像文物一样的剧场（Sanders Theater），只有在举行很重大的仪式时才采用，不过这个剧场也就只能坐800人，最后只能“摇彩”选定，“摇”上了就来上，“摇”不上第二年再来听课。那段时期，我见识了麦克法库尔的口才，面对这么多人，他滔滔不绝，讲的内容精彩万分。现在，这门课已经讲了20多年，已经成为哈佛校园“传奇性”的课程之一了。

另一场“文化革命”

我经常可以感受到麦克法库尔那种待人的真情。他虽然出身于外交世家，但是他这个人一点都不虚伪，不做作。麦克法库尔知道我这个人爱吃爱喝，所以经常请我到他家里，用家宴款待我。麦克法库尔的结发妻子是英国《经济学人》驻波士顿的主任编辑，经常要到欧洲去。有天她不在家，麦克法库尔跟我聊天，冬天，雪下得很厚，我们谈了很多学术问题，谈到兴起，他说我知道你们中国人是会做菜的，但是我今天不要你帮忙，“今天我来显一手，为你做英国牛排。”虽然这样讲了以后，这个英国贵族却连牛排在哪都找不到。找了半天，从冰箱里找到了大块牛排，没有解冻就直接放到平底锅里去煎了起来。我也不好意思去讲，因为他搞得一副很自信的样子。结果牛排端出来，用叉子往里一叉，全部都透着血，让他很是难堪。他很尴尬地对我说：“这个牛排的事情就让我们忘记它吧，现在我来给你做第二道菜。”他信誓旦旦地说第二道菜一定会超过第一道菜，——你知道第二道菜是什么吗？——煎鸡蛋！——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麦克法库尔还曾经请我到哈佛的教授俱乐部这样很高档的地方去用餐。为什么他要这么做？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小丁你到这里来念书，对你来说，也是一场“文化革命”。意思是我这样的中国学生不仅要念书，也要接受西方经典文化的熏陶。哈佛的教授俱乐部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哈佛的教授才可以在里面吃饭，我第一次在那里看到了种种美国上流社会的景象，看到了那种老牌的文化精英们的生活。还有一次，麦克法库尔受美国文理科学院之邀，去那里发表年度演讲，那也是一个很盛大、很庄严的场合，麦克法库尔专门发了请柬给我，邀请我出席。在去之前，他让我先去他家，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要我先到他家里去：他生怕我的穿着在那个场合不协调！我那时候是个土包子，以前从来没有出过国，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去美国。那天，他穿着最好的黑色西装，贵族派头十足。我一下子就觉得，麦克法库尔是在有意地让我感受高端的西方文化的陶冶。这种细心和爱护，让我无法忘怀。1987年，费正清80岁生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为他祝寿，麦克法库尔挑选了我，作为惟一的外国在校留学生的代表，发表简短的祝寿辞，让我深感荣幸之至。

19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有一次跟他散步，他说，中华文明的过去太光荣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多年历史里，中国一直以文化中心的地位，来教导和开化周围的这些社会。如今，这样的一种文明突然要弯下腰去向西方、向另一种文明学习，肯定是一个很痛苦、也很困难的过程。所以，“对你这样的中国年轻一代的人来讲，在走向四个现代化的路上，不能脱离这样一个背景来看，遇到困难也要从这个背景去理解。”这对我和我们中国，是何等的宽容和爱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感到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必须要有一种很强烈的历史感。当然，这种历史感不仅仅跟他研究中国问题有关，也跟他本人的背景有关。他是英国的贵族，英国本来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曾经领工业革命之风骚，但是200年来也慢慢地衰落了。

麦克法库尔的身体很好，虽然他从不锻炼，有次我们在哈佛校园里散步，看到身边跑步的人，他问我，你现在还跑吗？我说我已经不经常跑了，然后他就指着那些跑步的人开玩笑地说，“你看，他们又在‘酷刑’（英文是torture）他们自己。”2005年夏天他又一次访问香港，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在我的想象中，以为75岁的他都已经老态龙钟了，但是他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健康，只有60岁的样子。

那天我带了两瓶酒，一瓶是1997年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上等红葡萄酒，一瓶是很多年以前别人送我的按传统工艺酿造的湖南“酒鬼”(如今很少的中国白酒是按传统工艺酿造的)。葡萄酒喝完了之后，我把五十多度的“酒鬼”打开，他的新夫人（很不幸的是，他的结发妻子几年前已经病逝了）劝阻他别喝烈性酒了，他说我就尝一尝它的味道，只喝“一滴”。结果我们两个是一滴一滴又一滴，一滴一滴又一滴，最后那个瓶子里就只剩下三五滴了。他的配偶（她与我是第一次见面）在旁边看着，感叹地说你们的关系看来真不是一般，你们就像父子一样。

是的，这就是我与麦克法库尔二十五年的师生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