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在哪里？ 谁该吃“药”？

一个力气很大的人，可能会挑起一百公斤重的担子，但力气再大也决不可能挑起一千公斤重的重担。

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一辈子的工资加在一起可能会达到二、三百万元，但怎么加也不可能达到二、三千万元。

一个身体很健康的人，他能抵御感冒的袭击、克服肢体的残缺，但在目前条件下也无法战胜晚期癌症病魔。

面对一个没有挑起一千公斤重担的大力士，我们能指责他的“大力士”是徒有虚名吗？

面对一个一辈子都没有拿到两千万元工资的公务员，我们能指责他努力不够吗？

面对一个被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病人，我们就能断定他的身体一向都不好吗？

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指责的话，我们的病情一定比这位癌症患者还要严重得多。

唐朝德宗年间，相国张延赏受理一案，正待严查，发现办公桌上“钱三万贯”，附字“乞不问此狱”，张大怒。第二天，桌上出现“钱五万贯”，张不理。又过了一天，桌上出现“钱十万贯”，张相国懵了，揣钱入怀，果不问此案，叹曰：“钱至十万，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惧及祸，不得不收也。”言下之意，此钱不收，此官难保，此命难说。

我们能说贵为相国的张延赏贪赃枉法吗？不能也！十万贯钱在当时能通鬼神，定生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能拿“钱十万贯”让张相国“不问此狱”，也就能拿十万贯要张相国“不能问此狱”。反过来，张相国收了“钱十万贯”，也就能化解“不问此狱”之责。“钱十万贯”已经超出了张相国的心理甚至生命的承受极限，“钱十万贯”彻底击穿了张延赏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所有的做人的底线，“钱十万贯”重新塑造了另一个非正常的、面目全非的“张延赏”。

古今中外，无论贵为天子还是贱为草民，一个人所能发挥的能量、所能承受的压力、所能抗击的挫折、所能经受的诱惑都是有限的。一旦越过了其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他就不能正确、理智的支配自己，任何意外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反腐、缉私、禁毒等无数案例，无不证明了这个道理。

我们在不断加大打击腐败、惩治贪官的同时，是不是更应该反思：是谁、是什么环境、是什么机制让他们长时间的在超越自身极限的状态下徘徊、挣扎、煎熬直至蜕变的？一个健康的母体怎么会诞生出先天残疾的婴儿？

贪腐之“病”，到底“病”在哪儿？真正该吃药的是谁？

（聂高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