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养的走失（二）

也正是这样的文化教养，为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这一代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再生，传统得以延续。如果从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教养的角度，来理解学术与文化的普及工作，来看待青年的启悟与教育，其间意义的重大，自然不容忽视。
     　经典如何普及
     　在文化的传承中，历代积累的经典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光潜在谈到现代公民获得常识的必读书时说：“我以为一个人第一件应该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一定是出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已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基点。”然而经典由于文字和时代的暌隔，往往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为了使经典成为一般读者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前辈学者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1938年，朱自清受杨振声的嘱托，开始写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教科书。此后几年，在昆明和成都以及来往于两地的旅途中，朱自清一直没有停下这本书的写作，1942年以《经典常谈》为题终于出版，几年间仅在文光书店就印了五次。季镇淮称赞它“言之有据，深入浅出，意无不达，雅俗共赏，运用现代语言，讲述古史内容，令人读之不厌”。
     　这本薄薄的谈经典的小书，也已然成为经典。在缺少同类著作的今天，它更是被人反复提及，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时代的象征。晚年的金克木在《书读完了》中仍然恳切地呼吁：“我很希望有学者继朱自清、叶圣陶先生以《经典常谈》介绍古典文学之后，不惜动如椽大笔，撰写万言小文，为青少年着想，讲一讲古文和古书以及外国文和外国书的读法，立个指路牌。”如今金克木先生已仙逝，不知这样的呼声是否会成为绝响？
     　同样致力于经典普及工作的还有钱穆。上世纪50年代，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学时，即有意写一部通俗的《论语》注解，使初中以上学生人人能读。钱穆早年就著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对先秦诸子特别是《论语》浸淫日久，用力甚深，写这样一部书本来并不是难事。然而钱穆反复斟酌体例和文体，数易其稿，直到1963年才最后写定，题为《论语新解》。对于一部通俗著作如此用心经营，不能不让人感慨于前辈学者的严谨与认真。
     　这样一种严谨与认真的态度，归根结底，仍是出于对经典怀有的敬意。钱穆在《论语新解》的序言中谦逊地表示：“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而该书是否能成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是否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仍然有待于“读者之审正”。换句话说，钱穆并非要在《论语新解》中贩卖一己的“心得”，而是备采前人的各家学说，加以申述，给读者以最为通达简要的知识，目的仍是让读者“直明《论语》本义”。
     　在后来撰著的《孔子传》中，钱穆更是明确地希望读者借助此书，继而“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不要认为读了此书，就以为“对孔子了解尽其能事”。其实朱自清写《经典常谈》，也是同样的用意，他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做一条船，借它“航到经典的海里去”，“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钱穆和朱自清都认识到，经典普及工作并不能代替经典本身，它们的意义是让读者亲近经典，接触经典。经典的普及不是把经典通俗化甚至庸俗化为当下实用的知识，而是充当灯塔和航船，把读者的心灵引入到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中去。这就是朱自清所说的：“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怀抱着如此庄严崇高的宗旨，下笔临文时自然不会苟且轻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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