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恶作剧专家

有他在，你还敢相信媒体吗？

这个名叫阿兰·阿贝的美国人，在1950年代起至今的四十多年里以”毫不利己，专门寻开心“的精神，无数次戏弄美国的大小媒体和公众。

阿兰?阿贝与他的女儿詹妮?阿贝。

“在刚刚落幕的2007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一部名叫《你还相信电视吗？》的纪录片别出心裁，讲述了美国一个恶作剧大王令人匪夷所思的恶搞生涯。这个名叫AlanAbel的美国人，在1950年代起至今的四十多年里以”毫不利己，专门寻开心“的精神，无数次戏弄美国的大小媒体和公众。从倡导为动物穿上遮羞内衣，到开办乞丐学校，乃至伪造自己的讣告，他深刻掌握了新闻媒体的心理，提供给他们最想要的假新闻，每一次都成功得手。”

　　1　　真的有“裸体动物不雅改革协会”吗？

　　詹妮?阿贝是阿兰?阿贝的女儿，她亲自导演拍摄了关于父亲的纪录片。在来广州播放之前，纪录片《你还相信电视吗？》（“AbelRaisesCain”）在波士顿独立电影节、斯兰丹斯电影节等几十个电影节上亮相，获得评审团优秀纪录片奖、“观众最喜爱的影片”等一大堆奖项。

　　詹妮从小学习中提琴，12岁就在卡内基音乐大厅演出。“但我知道我要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我最后放弃了音乐转向电影。”詹妮声称，自己继承了父亲的幽默感和不可救药的乐观。詹妮1998年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爱默生学院毕业，专业是电视影像制作。从那时起，她就投入了对父亲恶作剧生涯的拍摄过程。“没有人对我父亲的作为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作为他唯一的孩子，我有一种如实讲述他的故事的使命感。我想向全世界重新介绍我的父亲，展示他不仅是一个制造恶作剧的怪才，更是一个可爱的人和一个有奉献精神的父亲。”

　　阿兰的恶作剧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9年。这一年的5月27日，美国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一档名为“今天”的节目，播出了对一个名叫G?克里夫?蒲鲁特的32岁男人的访谈。这家伙声称他是一个叫做“裸体动物不雅改革协会”（缩写为S.I.N.A）的主席。

　　在访谈节目中，蒲鲁特请求观众加入他们的S.I.N.A改革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将那些立高超过四英寸，身长超过六英寸的动物统统穿上内裤，包括猫、狗、马、牛、骆驼等等。蒲鲁特声称，这些动物裸体在路上游荡对于人的体面是一种贬损。他还号召那些希望成为会员的人将入会申请邮寄到曼哈顿第五大道507号。

　　阿兰?阿贝就“裸体动物不雅改革协会”一事接受电视采访。

“今天动物穿衣服还算是一件平常事，但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事情。”詹妮说。事实上，“第五大道507号”不过是一个设有投信口的清洁间。不久这里的信箱就被塞得满满的，报名申请表和愤怒的抗议信各占一半。有的人愤愤不平，责骂组织者脑子有毛病；也有人积极参与，率先给自己的宠物狗穿上内裤。但没有人怀疑这个活动和协会本身的严肃性。

　　这个协会的宣传口号是“裸体的马是可耻的”，一匹穿着红色内裤的马成为他们的宣传标志，出现在美国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协会成员大声疾呼：“到处都是裸体的动物！它们在街道上到处乱走，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多么的不雅。它们还在高速公路边游荡，以至于驾车者在注意它们的时候造成交通事故。”

　　蒲鲁特声称，“裸体动物不雅改革协会”源于父亲的遗愿，父亲去世前给他留下40万美元遗产，并留下遗嘱希望成立一个为动物穿上遮羞衣的组织。蒲鲁特还说，他们已经在全美国拥有4万名会员。很多人深信不疑，还有道德狂热分子寄来捐款，总数达几万美元之多，不过事后这些钱都退还了原主。

　　这个荒谬的运动在1962年的8月21日达到了高潮，这一天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王牌主播华尔特?克朗凯特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访问了蒲鲁特，他的出场伴随着夏威夷四弦奏音乐，充满胜利的洋洋得意。他清唱了协会的进行曲，还展示了协会的徽标，上面有中世纪的盔甲式花纹。

　　直到4年之后《时代》周刊才彻底揭穿了S.I.N.A运动只是一个巨大的玩笑：没有40万美元，也没有4万会员，蒲鲁特主席不过是演员巴克?亨利扮演的。《时代》揪出了事件背后的策划者：阿兰?阿贝。这个以“裸体动物不雅改革协会”副主席身份出现的人，找来了他的朋友，演员巴克?亨利扮演了蒲鲁特主席，同时他也身先士卒。1962年他与妻子珍妮受《旧金山纪事报》邀请到旧金山的动物园，在那里给一头犀牛穿上了短裙。1963年阿兰甚至领导了一次示威活动，带领人们在白宫外请愿长达7个小时。他们举着活动的大幅标语，其中一条是要求给卡罗琳?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女儿）的小马穿上裤子。

　　40多年后阿兰通过电子邮件，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当年他们是怎样被揭露的：“《时代》周刊有两个记者跟踪我和巴克，经常在我们的公寓楼或旅馆外，观察、拍照等等。他们是苏珊?布朗米勒和皮特?哈米尔，当时都是新记者，后来成了名作家。当1963年某天巴克被他们围困在加州的一家汽车旅馆里时，他给我电话，我建议他说出真相。《时代》随后发表了文章。”2000年，S.I.N.A恶作剧入选《时代生活》杂志的“世纪之变”。

　　产生给动物穿衣服的念头来自阿兰一次偶然的经历。1959年的一天，阿兰乘车前往某地，车子半路不得不停下来，原来路中间有两头牛正在交配。这个场景让车里那些正襟危坐的体面人不禁大为尴尬。在观察了车里人的各种表情之后，阿兰产生了这样一个恶作剧的念头。

　　“他的出发点其实是要嘲弄当时的书刊审查制度。”阿兰的女儿詹妮说，上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审查制度非常严格，审查员们对书报中稍微涉及性的字眼都大为紧张。阿兰对此极为不满，“既然图书可以删除不雅字眼，那为什么不能给那些光屁股的动物穿上衣服？”“裸体动物不雅改革协会”应运而生。

　　阿兰没有想到，他这一次恶作剧居然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当时美国人对于性和裸体的观念正在转变当中，这让一些保守的道德狂热分子感到失望，他们宣称美国正在经历道德衰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阿兰的运动原本是要嘲笑这些人的，却被他们信以为真，并明确表示支持S.I.N.A运动。这个运动挑起真实的道德狂热以供人娱乐。

　　媒体也对此深信不疑，这使阿兰发现他具有天生的恶作剧和策划才能。“他能够用写侦探小说的精密思维来编织情节和安排各种细节，做到天衣无缝。”詹妮说。从S.I.N.A开始，阿兰意识到，什么样荒诞不经的话都可以说，只要他保持表情严肃，态度端正，他就能让美国人信以为真。从此，阿兰的恶作剧生涯开始了。

　　2

　　真的有一位要竞选美国总统的犹太主妇吗？

　　今年83岁的阿兰和妻子居住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套狭小的一居室公寓里。詹妮说，她的父母活得“开心又年轻”。

　　阿兰?阿贝毕业于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他身份驳杂，既是作家、演说家，又是电影导演、爵士音乐家和喜剧演员。他一生中出版了8本书，创作发表了16首音乐，还与他的妻子珍妮共同制作了两部电影。同时，他是一个优秀的鼓乐手，十几岁的时候就在隆重的音乐会里演出，至今家里还有一整套打击乐器。

　　但阿兰最为人所知的，还是恶作剧大王的身份。在S.I.N.A运动之后，1964年的夏天阿兰又策划了一场“犹太主妇竞选总统”的恶作剧。

　　这一年，一个名叫耶塔?布朗斯坦的犹太裔老太太，被卷入到美国火热的竞选运动中。按照美国的宪法，只要年满35岁的美国公民都可以竞选总统，真正尝试的人却凤毛麟角。这时50多岁的耶塔出现了。这位总统候选人的身上充满了媒体钟爱的种种“新闻性”：女性、犹太人、祖母。美国媒体很快关注到了这位候选人的存在。关于耶塔勇敢竞选总统、要成为白宫第一任女主人的故事被媒体津津乐道。

　　电台里反复播放耶塔的竞选歌曲：“投她一票，送她进白宫”，耶塔自己也通过电台跟选民亲切交谈，回答提问，并宣讲自己的施政想法。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包括在参议员喝的水里放进一种吐真话的药，在金属探测器之外再安装一种智力探测器，取消议会议员的薪水等等。

　　“实际上不存在耶塔这个人。”詹妮说，她的父母组成了一个广播小组，在那个一居室的小房子里，她母亲珍妮模拟出一个犹太老妇的声音，通过简陋的电台设备蒙蔽了百万美国民众。珍妮有模仿声音的天赋，她用不同的人声来表现选民与耶塔的对话，让听众信以为真。阿兰则组织一些街头宣传，人们举着耶塔的竞选标语和资料向路人传播。

　　在耶塔成为媒体红人之后，珍妮通过电话的方式接受了数百个电台、报纸的采访，以耶塔的身份发言。当终于有媒体想给耶塔老太太拍一张照片时，她伪装自己受伤，向媒体提供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是阿兰的母亲，犹太裔的艾达。

　　犹太母亲艾达对儿子阿兰影响深远。阿兰始终记得的一件儿时往事是：当时有一位孤身的邻居老太太崇拜希特勒，常年在家里挂着希特勒的画像。母亲艾达非常不满，她要求老太太拿掉那幅碍眼的照片，老太太顽固地拒绝了。艾达火冒三丈地回到家里，马上给FBI打了匿名电话，声称发现了纳粹分子。半小时之后，阿兰即目睹在FBI的重重包围之下，瘦小的老太太惶恐万状走出家门。这让从小安静害羞阿兰大开眼界，同时他对匿名电话的威力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在以后的恶作剧生涯中频频使用。

　　珍妮和阿兰则是天生一对。珍妮对女儿詹妮说，“你父亲真是超现实”。她积极参与阿兰策划的各种恶作剧，很享受作为“女演员”可以即兴表演的快乐。

　　詹妮在纪录片里说，她父亲常常以假的名字和身份接受媒体的电话采访，在对着电话大发议论后，往往狂笑一阵，得意媒体受到愚弄。

　　3

　　真有人要抵制哺乳运动吗？

　　从1998年毕业之后，詹妮搬到加利福尼亚，在一个制片公司工作了五年。从一开始她就着手于父亲纪录片的拍摄。但作品迟迟无法完成，“后来我意识到我必须专心，否则纪录片永远拍不完，所以2003年我辞去了工作，全心投入于纪录片的制作中。”

　　在纪录片中，詹妮展示了父亲受到公众大声责骂的场景。70年代初阿兰提出“抵制哺乳运动”。比起给动物穿内衣，这个运动简直要把人气疯了。阿兰声称，女性哺乳时会产生一种类似性的快感，这侵犯了孩子的民事权。因此要全面禁止妇女哺乳。他一本正经，极为严肃地出现在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在电台、报纸的采访里大声疾呼自己的观点，并且反复声称经过某个民间机构对上千哺乳妇女的调查，他们的孩子长大后都出现了各种人格偏差。

　　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运动仍然被当作一个极端的事件被媒体爆炒。愤怒的电话打到电台，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对阿兰的咒骂，称他是最让人恶心的、脑子进了水的白痴。也有医学专家以权威的身份对阿兰的说法进行反驳。在纪录片里，詹妮设计了一个实验，让老父亲阿兰40年后再次到中心广场举牌、发传单，大声宣讲他的“抵制哺乳”理论。他的态度极为严肃，公园里一个时尚的小伙偶尔瞥了一眼阿兰的宣传牌，立刻难以置信地大声叫出来：“什么？你脑子没有问题吧？”所有的人都投以鄙夷的目光，白发苍苍的阿兰毫不在乎，仍然挥舞手臂，严肃地对路过身边的每个人喊着口号。只有少数几个路人看出来这是一个玩笑，大笑着离去。

　　阿兰并不满足，抵制哺乳运动之后，他在街边立起一个红白蓝三色写着“打倒母亲节”的摊位，开始大声高喊他的观点。“为什么母亲们应该有一个特殊的日子呢？”阿兰向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年妇女厉声喊道。“母亲节简直就是西部联盟和花店同盟编造出来的商业陷阱……而且母亲们也不配得到这样的礼遇。”所有在街角的女士们都愤怒地斥责他，视他为恶魔式的角色。

　　很快阿兰又策划了另一个惊世骇俗的国际性爱大赛，无数媒体受邀到现场，海报上写着“前所未有的运动竞赛永不停息”。场外挤满了愤怒的举着标语的抗议者，他们接受媒体采访，表达自己的极端不满。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S.O.S的抗议组织不过是阿兰策划中的一个环节，他聘请了一群临时演员扮演了抗议者，目的是进一步吸引媒体的关注。

　　在大赛的基础上，阿兰和妻子珍妮共同执导了一部名为《死后有性吗？》的伪纪录片。片中他们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关于死后性爱的话题，而这些人都是他们雇来的演员。他们执导的另一部伪纪录片是讽刺尼克松总统的，一位貌似尼克松的演员扮演尼克松，并煞有介事地接受采访，对国内外时事大放厥词。

　　4

　　独裁者阿明要娶美国女？

　　阿兰认准了，只要投媒体所好，戏弄他们非常容易，因为他们永远处于故事匮乏的状态。独裁者阿明娶长岛女人的闹剧就是这样一个媒体喜爱的故事，它不仅引来了记者的穷追，也吸引了FBI的注意。

　　为了给70年代乌干达臭名昭著的独裁者艾迪?阿明将军找到一条出路，阿兰策划了“阿明潜入美国，与长岛的未来浪荡女星结婚以取得美国国籍”的假新闻。他找来一位与阿明外貌相近的演员扮演阿明，双方的婚礼在某个大酒店隆重举行，所有的媒体蜂拥而至，长枪短炮对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与此同时，FBI如临大敌，一批联邦探员在现场逡巡，紧张戒备。据估计，有超过100名记者和联邦探员到场。

　　另一次，阿兰又遣人假扮伊朗人，声称从美国军售中获利600万，这个人向媒体忏悔，声称要交出这些不道德的收入。这个假新闻再次上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媒体总是要新鲜，制造颠倒是非的事和悲惨的故事能够提高他们的收视率”。阿兰说。不久他又策划了一起“年轻女白领中千万彩票大奖”的新闻。阿兰认为公众希望看到彩票大奖被某些身份普通而又有魅力的人拿到。所以他描绘出这样一个得奖者的形象：年轻，长发，有迷人的微笑。于是他为公众提供了这样一个人。

　　年轻貌美的女演员李?奇里洛扮演得奖的女白领，阿兰召集了他的恶作剧小组―――他们是一些男女演员，还有阿兰的亲戚朋友，都是恶作剧的爱好者。他们在奥米中心花园酒店租了一个房间，叫了香槟。“我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都由他去，我们只是开一个快乐的派对。不过当媒体涌进来的时候，我真是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大的反响。”事后这一新闻被媒体编辑称为“我们需要的顶级新闻，美丽的单身职业女性获大奖，既无阴谋也不伤感。没有人会想去核对奖券。”

　　阿兰并不是完全没有恐惧，他告诉记者，“我经常有点害怕恶作剧在我们完成之前被揭穿。”一次阿兰装成枪手埃德温?威尔森―――1981年FBI通缉名单上的头等要犯。阿兰假装向媒体投降，在纽约沃瑞克酒店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个活动吸引了大概35家媒体的记者，坐得满满的，带着闪光灯和长镜头。6个FBI探员突然拔枪冲进来，在阿兰展示了他的护照之后领头的探长叫停了行动，并大笑不止。他告诉阿兰酒店外有一队防暴警察正严阵以待，屋顶上还有狙击手。他们为了赶到酒店在大街上狂飙车速达90公里。“但我没有犯法因为我没有邀请FBI，而且我也不是那个逃犯。但我确实受到了一点惊吓。吓得更厉害的是我的朋友弗兰克，他穿得像个阿拉伯人并且没有带身份证。”

　　堪称“天生一对”的阿贝夫妇

5

　　恶作剧家终于去世了吗？

　　直到影片接近结束时，阿兰才回答了观众心中萦绕已久的疑惑：“大多数人不明白我为何要这样做―――我只是喜欢恶作剧，寻开心。从来没有以此牟利。”阿兰批评当权者“他们不害怕臭氧层破一个大洞，却害怕把人的思想戳一个洞”，因此他要用这些荒谬的举动来启发公众的思考，让人学会怀疑，对眼前的事物保持小心。

　　为了成功地愚弄媒体和公众，阿兰自有一套易容术。每次他出现都是不同的身份和名字，并且使用假胡子，大墨镜来伪装自己。70年代末在炮制“奥马乞丐学校”恶作剧的时候，他在头上套上了黑色的斗篷，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活像一个3K党。他告诉记者自己是受联邦保护的证人，媒体深信不疑。奥马乞丐学校声称训练乞丐如何成功乞讨，阿兰伪装校长奥马。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困难，大批人失业。奥马乞丐学校的出现既是对时事的嘲讽，看起来也为很多失业者提供了一种谋生之途。美国媒体为此纷纷进行探讨。

　　当发现这完全是一个假新闻之后，受骗的记者开始搜索阿兰的资料，并且发现这个人与50年代末开始的大小假新闻密切相关。纽约一家大报在办公室里贴出了阿兰的大幅照片，下面用粗体字注明“小心这个人”。这让阿兰很不爽，他说：“媒体常常视我这样的人是他们职业的一大危害。但我不是简妮特?库克（《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用一篇编造的报道赢得了普利策奖），我没有因为个人的利益而骗人，职业恶作剧并不能带来什么收入。不幸的是，恶作剧这个词常常跟欺骗联系在一起，所以我的个人信用为零，但是我不介意。我的兴趣是戏弄别人，给他们智力上来一脚。”

　　阿兰想彻底戏弄媒体一次。1980年1月，阿兰策划了自己死亡的消息。他成功地让自己的讣告在《纽约时报》和《每日新闻》上登出，《纽约时报》用六英寸大小的版面刊登他的死讯，称他死于心脏病突发。《每日新闻》同样刊登了这一消息。首先发现上当的是《纽约时报》，他们很快在周五刊登一条更正“讣告实为恶作剧”。《每日新闻》的编辑火冒三丈，直接致电阿兰看他是否还在呼吸。阿兰在那头从容地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编辑咒骂：“你可以去死了。”

　　一些法律专家认为阿兰的假讣告可以被视为一种轻罪，但阿兰不认同这一点。“我没有伤害别人，我没有说别人死，我说的是我自己。”“我赢得了《纽约时报》六英寸的版面，这还不错。”

　　《纽约时报》的编辑山伯格事后回忆，一个中年金发女人在元旦那天闯进《纽约时报》的办公室，眼含泪水，用带着颤抖的声音说，她的朋友阿兰?阿贝死了。时报的记者特别做了调查，发现在曼哈顿的一个教堂里甚至在为阿兰举行一个追悼仪式。于是他们毫不怀疑地刊登了他的讣告。事后《太阳先驱报》如此形容这一恶作剧：“世界最伟大的恶作剧家阿兰?阿贝，全美国的媒体都报道了阿贝的死讯，然而他至今活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