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卑贱而苦难、尊严而欢乐的文化,向来被精英阶级所不耻。我在许多场合听见精英人士一张口就说“黑暗的底层”、“愚昧的乡村”、“自私的农民”等等秽语,他们不愿意尊重底层人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甚至有人拿农民过于愚昧无知作为中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的充足理由。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误解和侮蔑。
我认为,底层决不比上流社会更黑暗,乡村决不比城市更愚昧,农民决不比读书人和官员更自私。我将用一辈子的努力,维护底层人的文化尊严和权利,并吁请精英群体了解底层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文化,消除精英群体对底层人的误解和侮蔑。
这篇两年前的文章,只是我以精英的姿态,对向来不予重视的农民文化的顿悟性理解和发现,遂成为此种努力的开笔之作。日后的相关写作中,我将尽可能克服精英心态和眼光,尽可能持守乡土贱民的价值和立场。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完整地秉有贱民的血脉。我既然命定是他们的子孙,我就必须做一位孝子贤孙。2008年1月2日,补记于北京)
遥想远古时代,先民们在大地上奔波劳作,每有所获,必定欢欣激奋,常常禁不住为此歌咏舞蹈。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喂饱自己的肚子,喂饱自己的孩子,还可以祭献给氏族的神灵,这是何等骄傲而又满足。劳动不但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人生的幸福所在。虽然每个日子都浸满汗水和艰辛,但是种族在汗水里绵延,生命在艰辛中如花一样开放。
随着时间的推进,人类对于劳动的感受渐渐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文化发达、社会发展之后,人类对于劳动的描述和记忆,越来越带上痛苦和抱怨的色彩。由于阶级分化,不劳而获的“精英群体”越来越庞大,历代文人(自己也是“精英群体”)总是情不自禁地将正义的指针指向被侮辱被剥夺的人群,不断写出“硕鼠硕鼠,毋食我黍”(《诗经·硕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李白)的悲歌,代劳动者抒发成天陷于“公侯之宫”忙于“公侯之事”(《诗经·采蘩》)的怨愤之情。连躬耕自乐的陶渊明也禁不住感叹“田家岂不苦,四体诚乃疲”。
孔夫子一辈子主张仁政,可是对于那些关心劳动并想学习劳动技能的学生却满肚子反感。他把劳动和劳动者看作愚昧、苦难、卑贱的化身,时时刻刻准备着按照精英群体的需求来教化民众。他对仁政对象的态度竟然如此居高临下,让人疑心那仁政的学说是为君王着想而不是为劳动者着想。那些背诵着孔夫子的教诲而长大的历代士人,对于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态度,基本如此。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劳动渐渐被描述成了人们不得不承受的耻辱和折磨。这种描述深深规约着族类对于劳动的理解模式和情感态度,以至于在当今的一些教科书中,劳动就是奴隶在奴隶主的皮鞭下弓背弯腰的挣扎和反抗,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更是对劳动怀着本能的厌恶之情。
古代士人对于这些劳动者鄙视而又充满同情,尤其在怀才不遇的时候,常常一边吟诗作赋一边想到劳动人民的艰辛。但是他们跟乡村生活、跟真正的劳动显然很隔膜,对底层人的生活细节和情感状态更是缺乏了解。当代学者萧公权指出,自古以来,乡村底层人的“日常状况与生计通常不为士人所重视,因而罕见记载。关心民瘼的官员和士子只限于泛泛而谈,而不去具体描绘乡村生活的实际。”中国文学史上诞生了成千上万的田园诗,但是所有的诗人只关心自己的主观感受,从来不去记录乡民的生活、从来不去描写他们的感受。所以,历史上留下的关于劳动的记载和言说,都是那些士人的遥远的猜测。在他们的笔下,乡村成了缓解怀才不遇心病的神仙世界,劳动却往往等同于苦难。一个民族对劳动如此反感,是一种非常病态的文化心理。
江西省武宁县的打鼓歌为我们反省这种厌恶劳动的情感模式提供了某种启示。武宁县坐落于江西北部绵延起伏的幕阜山的深处。这里是古代楚国文化圈,高山远水激起神秘的想像,云飞风吼充满浪漫激情。劲歌狂舞是生命的奔放,绿茶红花是大地的诗意。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里交通依然闭塞,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依然简单,生活依然单纯,民风依然古朴,较多保留了古代的风俗和文化神韵。一边挖茶一边打鼓唱歌就是古代民俗的遗存。那些发自肺腑的山歌是那样地生动活泼,饱含原汁原味的泥土气息和乡民的生命气息。
这些山歌告诉我们,在疲惫憔悴、沉重痛苦之外,田野的劳动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乐趣和诗意。无论他们的劳动果实千百年来受到怎样严重的掠夺,无论他们的身心因为劳动的艰辛受到怎样的伤害,他们从来没有忘记体会劳动本身的快乐,没有放弃对于劳动所创造的幸福生活的憧憬。《诗经·芣苢》就生动记录了古代先民一边劳动一边歌唱的欢快场面和情绪。一群妇女在采集车前草时,随着劳动的节奏咏唱着“薄言采之、薄言有之、薄言捋之”,那种诗情画意如日月一样光辉永存。三千年后的农人依然在吟唱着这种诗意和自豪。“天光起来做到晚/世间人/男人殷勤仓仓满/女人殷勤件件新/世间衣禄不求人。”这首山歌对于劳动没有任何抱怨,而是充满了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和豪情。“手把青秧插农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左手分秧右手插/往前看去是绿线/退后本来是向前。”这首劳动歌谣对于插秧的描写,充满了写实主义的功力和语言智慧。“太阳照我栽禾田/山歌越唱越新鲜/前边栽得快又好/后边栽得紧相连/山歌唱完绿满田。”山歌与劳动相伴始终,劳动的欢快和诗意被这首山歌表现得淋漓尽致,与《诗经·芣苢》中的情景一脉相承。
在幕阜山的民歌中,最动人的还是打鼓歌。茶叶是山民们主要农产品之一,每到挖茶(给茶树除草松土)季节,大批农人荷锄而上,三两位歌手一边打鼓一边歌唱,为农人鼓劲助兴。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之间,微风荡漾,百鸟歌吟。农民一边你追我赶地劳作,一边打鼓唱歌,身体随着歌声欢快地俯仰有致,锄头随着歌声忘情地扑向土地。这幅风俗画,把劳动之美渲染到极至,也把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之美渲染到极至。“发了南风转北风/喜鹊落在阴林中/打伞不如云遮日/打扇不如自来风/好戏不过打鼓工。”这首山歌充分强调了打鼓歌在武宁山歌中的特殊地位。
虽然底层民众也常常怀有升官发财的梦想,但是他们内心十分清楚这只是梦想而已,其正常状态显然是更看重自己的土地和劳动技能。他们所领悟到的生命的诗意、他们内在的尊严都来自土地和劳动。他们总是自觉地用劳动将自己与其他人群区分开来,他们的价值观和趣味全都与劳动密不可分。“奴在园中撇是撇芥菜/相公你莫追有言你听来/五谷你不分,肚里没文才/傻男子汉我不爱/撇芥菜待客人/相公你莫罗嗦/撇芥菜哟依子呀嗬噻”这首拒绝爱情的情歌的每一个字眼、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劳动者的自珍与骄傲。“唱歌不要好声音/全靠字眼咬得清/山歌没上铜版册/没上四书并五经/唱了山歌散精神”这首民歌更是明明白白地将自己放逐在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之外,虽然没有表现出对精英文化的刻意蔑视,但是不难看出,他们更注重在山野之中劳作歌呼、自娱自乐的生存方式,更注重与百兽百草和谐相处的生命状态和与天地造化、日月星辰相感应的自由精神。西方人类学家说,那些世世代代从事狩猎或者耕种的原始部落,他们一般能够认识几百种动物和一千至几千种植物,他们详细知道这些动植物的习性和功用。这显然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孔夫子以降任何一位中国士人都不可能具备这么多自然知识,可是他们却天天说劳动人民愚昧无知,天天绞尽脑汁谋划着如何为这些智慧的劳动者进行教化和启蒙。这种历史的幽默太悠久了。
实际上,劳动者自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精神境界,他们几乎不屑于理会精英群体的教化和启蒙。乡民们将劳动的诗意发而为歌,山歌于是成了诗意的集中表现。山歌不但来自劳动,也是劳动的构成部分,更是对劳动的提升和超越。对于山歌的热爱与崇尚,见证了乡民们对于劳动的热爱与崇尚,也见证了他们对于艺术、智慧和自由精神的陶醉和迷恋。“到山来,到山来/到山扶起土地牌/扶起土地拜三拜/保佑我山歌随口来。”在乡民的心目中,山歌的重要性,与粮食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几乎具有某种神圣的属性。“红鸡公,尾巴拖/三岁嵬崽唱好歌/不是爷娘告诉我/自己聪明惹歌来。”山歌不但是劳动和智慧的体现,而且成了人生尊严和价值的一部分。“我们山歌牛毛多/黄牛身上摸一摸/日里唱歌当茶饭/夜里唱歌当被窝/出门三步就唱歌/人人说我快活多。”山歌成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事关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幸福。这些关于山歌的山歌,强烈表现了他们对于奔波于大地至上、歌咏于山水之间的劳动生活的肯定和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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