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六年》出现在这样的精神背景和文学背景下，本来应该充分享有被关注、被理解、被反复阐释的机遇。但到目前为止，它虽然比许多其它小说更受尊重却远未获得它所应该享有的地位和影响。在它诞生之初，即有敏感的论者将它与鲁迅作品和鲁迅精神相联结⑵，但此后评论界并未沿着这样的思路发掘它的意义。
也许这跟作者自身的文学走向有关。在写出《一九八六年》和《四月三日事件》后，余华没有按照那位敏感的论者所预期的路数发展下去，没有用新的创作来强化、突出、照亮蕴含在《一九八六年》本文和图象中的深刻发现和天才表现，人们无从看出他有成为一位鲁迅式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趋势。这就使得《一九八六年》在作者的创作整体中成了一个失去互文效应的孤本。而且，它自身在语言、结构、叙事方式上的过分讲究、过分技术化，也大大挫伤了读者对于浑朴粗拙的大家气象的期待。也许有不少论者就是因了它的雕琢与精致而别过脸去的。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一九八六年》因了作者天才的直觉和深隐于心的精神创伤而与这个满目疮痍的时代及其满目疮痍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切的联系，它一定程度地凝聚着千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尤尤其是文革以来我们民族所蒙受的苦难、凌辱与创伤，同时一定程度地启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正是它与当代中国精神生活的深切联系，使得它自身具有被深入发掘、深入阐释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二十年来许多优秀中篇小说中，最值得我们发掘与阐释的首屈一指的作品。我对于《一九八六年》的特殊的兴趣和特别的尊敬，正是建立在对这种“深切联系”的深切理解之上。
《一九八六年》是一部非情节性小说，它对历史教师⑶精神失常后进行的惨不忍睹的自戕行为进行了精雕细刻的描述，对于人物的经历和精神失常的原因则只在引子部分作了一点轻淡简单的交代。尽管如此，一个熟悉中国当代生活的读者还是不难从小说的空白处读出这一代知识分子人人都不幸遭遇过的沉重而又痛苦的经历。历史教师是由一张发黄的手稿引入小说的。他在师范学院念书时曾经热衷于对古代刑罚的了解，企图此后倾力于此种研究。那张旧时手稿正是他当年草拟的研究计划。虽然大学毕业以后他忙于应对时事和日常教学事务，无缘于学术研究，但他的命运与这页手稿的联系却日复一日地紧密化、深切化。他在饱受患难之后的痛快而又令人颤栗的流血表演中，恰好重演了这份手稿的全部内容，这份无缘实施的研究计划竟然成了他自戕仪式的程序表，历史的罪恶按照这个程序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完整地重演。这一神秘现象向我们作出了这样的暗示；这些古代刑罚对历史教师的精神生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构成了他的强固的心理情结。一旦他能摆脱现实世界的限制，进入自足的想像世界，他就遏止不住地要以自己的方式拥有这些刑罚——或者成为施动者，或者成为受动者。刑罚内容（也就是那页手稿的全部内容）抄引如下：
五刑：墨、劓、非、宫、大辟。
先秦：炮烙、剖腹、斩、焚……
战国：抽肋、车裂、腰斩……
辽初：活埋、炮掷、悬崖……
金：击脑、棒杀、剥皮……
车裂：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躯体。
凌迟：执刑时零刀碎割。
剖腹：剖腹观心。
这些刑罚都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血腥暴力，有的至今仍时不时地在民族生活的某些角落某些环节被实施着⑷。对于大多数人说来，这些暴力方式都只是遥远的故事，是以文献或口头流传的方式存在着的历史事实。即使对于历史系的大学生说来，多半也只是作为一项知识，与许许多多其他历史知识一起被贮存在大脑的某个角落。
可是，对于历史教师说为，事情却不是如此。当他随手写下那份研究计划的草稿时，这些刑罚已经不是作为一件件历史事实被他所知识，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文事件被他所感所受，而且已经成为了他的心理事件。也就是说，这些事实所蕴含的意义与他的精神生活乃至他的命运产生了深刻而多样的内在联系，这些事件的表象则深深烙进他的神经系统，参与着他的心理运动，成为了他的文化记忆。从此，这种血腥历史已经不再是他者的历史，而是他的自我历史。在这样的血腥历史面前，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体验者——“文化记忆”中的“记忆” 不是普通心理学中反映论的自然心理过程，而是具有人文立场和价值评价的精神过程，记忆的对象即是体验的对象，记忆者即是体验者。
历史本身是一系列事实的混杂的、无序的发生过程，我们从这混乱无序的既往历史中继承什么、扬弃什么、记忆什么、遗忘什么，乃是带着特定的人文立场和价值倾向进行阐释、寻找、甄别、思考、选择的结果。这正如有的史家所指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教师为什么单单对古代刑罚产生了如此浓厚的研究兴趣，其内在的动力正是源自对生活的心理体验。小说由于倾尽全力大肆铺陈刑罚的暴力表象，对历史教师的心理生活几无正面涉及。我们这些读者与历史教师处于共同的时代背景下，所有被小说文本所省略了的东西，我们都不难以自己的文化常识和生活体验一一补上。
中国近两百年来广泛而又持久的暴力现实，给每一位觉醒者以强烈的心理刺激。战争方式的屠杀和以强凌弱的谋杀刑杀交相呈现。谭嗣同、秋瑾、徐锡麟、宋教仁、李大钊、刘和珍、李公仆、闻一多、王实味、林昭、遇罗克等等都是在他们最应受到民族拥戴公众景仰时横遭暴力的剪灭。当这种暴力倾向内化到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之中，他对于生命尊严和精神价值的戕害同样是惊心动魄的。在历史教师的成长史上，诸如批胡适批俞平伯批梁漱溟批胡风批丁玲陈企霞批所有右派分子等等一系列粗暴的政治文化事件此起彼伏，他和他的同时代人难免整天心惊肉跳不得不东躲西藏，以闭目不看现实、缄口不言世事为消灾避祸之法。这也正是他不敢着手刑罚研究的心理原因。当他忙于应对现实的时候，那个被放弃的研究计划只好蛰伏在他的下意识深处，古老的刑罚躲在心灵的角落感应着现实的罪恶和残酷同歌共舞。
发生于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上述一系列粗暴的政治文化事件的高潮和总汇。当历史教师在这一运动中遭到非法监禁的时候，占据他的感觉世界中心位置的是两具自杀者的尸体。多年以来小心谨慎远灾避祸所建立的安全感顷刻瓦解，那两具尸体裹夹着残暴而又罪恶的现实信息，像两把匕首一样直逼他的肌肤。他在暴力体验的极度恐惧中仓惶逃窜，长久失踪，隐匿在现实社会之外。因为闭目不看现实、缄口不言世事的消灾避祸之法已经失灵，他只有选择逃离现实和世事本身也就是隐匿在现实和世事之外的办法，作为他克服暴力恐惧的自卫策略。当他选择隐匿的自卫策略时，意味着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他不可能以更加彻底的妥协和屈服与现实达成和解。
直到十年以后，历史教师才作为一个由暴力所塑造成的精神病患者重新出现在他曾经生活过的小镇上。小说省略了他所遭受的长达十年的身心折磨，也省略了他走向精神崩溃和人格分裂的具体过程。简而言之，他入疾入病的过程，即是现实社会不断给每个脆弱而又善良的灵魂施加暴力刺激的过程。在这期间，红色风暴庄严而又凶猛地席卷大地，成千上万人被这阵风暴扫进了阴曹地府。紧接着，红色集中营⑸像雨后春笋般迅速挺拔而起，顷刻之间星罗棋布遍及全国，几乎所有识字人都被命名为知识分子（更具体的命名是牛鬼蛇神）和知识青年，分别被集中到这些名叫五七干校和知青点（有的地方叫兵团）的地方，其中又有成千上万人在这里被迫害致死。此外，还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王申酉等敢于思考敢于向强权挑战的人相继被处以极刑，他们与上一代牺牲者谭嗣同、刘和珍、王实味构成精神和命运的传承关系，更与同时代跟强权关系比较和谐的受难者诸如翦伯赞、老舍、赵树理、范长江、侯金镜、海默等构成互文效应。这些人的罹难意味着知识分子无论是持守自己还是放弃自己都难于找到安身立命的非暴力空间。
虽然历史教师无缘亲历战争和极刑，但他不难从诸般磨难中体会到政治暴力乃是武装暴力的延伸，他们的交结点即是刑罚，交结场所即是刑场。每一场行刑都是一场微型战争在理直气壮地发生，只是其中的一方是绝对的弱者绝无对抗之力，除了失败和灭亡他没有其他可能性。刑罚是强权政治的暴力性质的真实写照。无论是政治暴力，还是战争与刑罚的暴力，他们形式差异虽然很大，内在的性质却很一致。强权政治的一切特征都指向一种鲜明简洁的暴力表象，正好与古代刑罚的表象最为类似，所以，历史教师从现实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暴力因素越多，他的心理生活与那些他企图研究而又未及研究的古代刑罚的联系也就越深。古代刑罚不但越来越成为一切暴力因素的象征，而且越来越明晰地成为他的体验对象。
于是，新的心理现象出现了：历史记忆与现实刺激交互作用，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暴力事件演变成共时性存在，构成了历史教师超时空的心理现实，整个民族的暴力经验、整个人性的暴力罪恶都堆集到他的神经上，让他无可拒绝无可逃避地咀嚼着、品味着、体验着。对暴力因素长时期的高度敏感，将会导致他逐渐异化为暴力的感受器，从而逐步丧失心理生活的丰富性和自我调节机制，进而丧失人格的完整性和主体性。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被一种单一的体验所占满，这本身就隐伏着巨大的危机，何况这种单一的体验是暴力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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