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办教育界知名人士

我国民办教育界知名人士、广州白云区政协委员信力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应允许县自办大学,中国有2200多个县,如果每个县有一间大学，中国就真正把教育搞上去了。这一言论随即遭来不少质疑。针对质疑，信力建先生在报上发表文章《我为何要提县办大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

对于县办大学是否有现实可行性以及是不是一种新时期的大跃进，这与论者对“大学”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在信力建先生的言论中，这些“大学”多指职业教育性质的社区学院，与担负精英教育的大学是两回事。让每个县都办一所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可能会有很多人支持；而要让每一个县都办起一所北大、清华分校之类的大学，那显然是不现实的。

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未来应该思考的，是怎样“把大学办在县里”。

分析我国目前的985高校和211高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几乎没有一所是在小县城，更不可能是乡镇———当然，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一些高校，办学地点可能在大城市的郊区县，但严格说来，这与远离大城市的小县城、乡镇还有很大差别。随着高等教育大扩招，不少大学拓展校园、征地盖房，大学逐渐从大城市的市中心移向城市市郊。这种办学地点的变动，是大学出于不得已的选择———市区地皮贵，无法获得更多的征地，只能向郊区发展。

可就是这种离开市区三五十公里办学的变化，对大学的发展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学生来说，城郊的大学，没有人气，没有文化，老师上完课之后就坐班车回城；对于老师来说，去城郊大学不过是完成教学任务，很难住下来，与学生一起学习、工作与生活；对大学管理者来说，城郊办学不但增加了办学成本，要派班车运送老师，还有诸多对外交流合作上的不便。

我国大学城郊办学的这种尴尬，正生动地反映出我国大学办学的“套路”，即历来注重选择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作为大学的办学地，以便大学获得各种办学资源。我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诞生于天津和上海；抗战期间，北京、天津、上海的大学被迫迁到西南，在经济不发达甚至落后的小地方办学，抗战一胜利，这些学校纷纷回到原来办学的地点复校。近年来，国内高校因所处地域的经济发展状态不同，办学实力出现明显变化，中西部一些高校的好教师纷纷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以至这样一些高校的发展出现困境。

对比国外不少著名大学，办学地点常常选在人口稀少的小镇，在远离大城市的偏僻地方，我国大学这种办学地点的选择耐人寻味。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高校的办学资源依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多于社会，资金渠道过于单一，使得大学必须依傍大城市才可能有更好的资源获取渠道，换句话说，大城市的财政才能支撑办大学。而在国外，大学更追求财政独立性，希望不断开拓政府拨款、投资之外的更多办学资源，因此办学地的选择是否在州府或经济繁华地区并不重要。另一方面，这反映出我国大学普遍不甘于寂寞，学者教授也不希望一直呆在清净的小地方做枯燥的学术研究，更希望介入社会、广泛社交、通向主流。

当年的西南联大，被认为达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的顶峰，在这所条件简陋的大学里，教授和学生在田埂上漫步，思考学术问题，纵谈天下大事，是最常见的景象。这表明，办好一所大学，其实与资源、地点没有紧密的对应关系，倒是反过来证明，大学必须远离社会的喧嚣，不受功利所驱动，坚持育人为本，以学问为第一要务，学术自由，方可成就真正意义的“大学”。当然，这并不是说办在大城市里的学校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学，如果有良好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如何办学应与地域无关。而从客观上说，小城镇上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
 
思考如何把大学办在县里，除了有助于回归大学的本质外，对于我国的教育发展来说，更大的意义在于促进教育公平。一味集中地把高等学校办在大城市，必然导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教育主管部门审批新高校的设立时，或一些大学准备发展新校区、建立分校时，都应该有以上这种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