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大学中

钱理群先生在新近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这样写道：现在，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用经济的逻辑，资本、市场的逻辑改造北大，使北大越来越商业化。而恰恰丢掉了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正是在这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过程中，教育独立、思想与学术自由这大学教育的两大生命线，北大“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都受到了很大破坏。

这样的话，钱先生不是第一次说。而因为说这样的话——尤其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说——1998～2000年，钱先生在北大校内竟然不能公开演讲，中间偶尔讲过一两次，只准在中文系讲。即使现在，他也不能够在北大校内进行公开演讲。（长江商报12月13日）

对于大学的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钱先生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我们都是普通的老师与学生，无力抵挡这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坚守”，我们还要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因此，他对北大学子有两个期待。首先，“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其次，“目光永远向前，向下，立足中国的大地”。

但，有多少人能做到“坚守”，会按钱先生的“期待”去做呢？

一直研究语文的钱先生，不会不明白“无力抵挡”和“坚守”，其实是矛盾的。事实上，钱先生从他的经历中，也明白学术研究做得如他，社会影响力如他，也被逼到这样艰难的境地，何况那些没有多少本钱来坚守的普通教师和学生了。今天的钱先生告诉记者“我现在住得离北大比较远，约有一小时的车程。退休之前，我就有计划地搬远的。” 看得出，他是“惹不起，躲得起”。

所有生活在高校的人，都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丝毫没有降低推进速度，正迅速地打扫余下的战场，并通过相关制度、规章、氛围，全面消解那些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者的斗志，让他们鲜有继续坚守的空间和可能——你不填写表格申请官方课题按照行政要求去做，只需规定没有课题不能资助研究生者不能招收研究生，就把你治得服服帖帖；你的某些做法惹得学校不开心，万能的行政的力量，可以让你没地方讲课，没地方评奖，没地方发文，没地方申报课题，没地方说理，看你还有没有脾气。

在如此强大的进攻力量面前，坚守者在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进攻方”看来，不过就是“负隅顽抗”、“苟延残喘”，在做无畏的挣扎。就坚守者本人来说，由于抵抗，他们失去了发展的空间（除非另有发展空间），失去了诸多眼前的实惠（除非这实惠不影响其基本生存），留下的不过是“不识时务”的另类形象，也只能用这样的词汇自我解嘲。

在今天的大学中，坚守者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人，则是争着做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红人和推手，这为他们提供饭碗，也给他们提供发展的空间。而在没有抵抗力量之后，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大学，根本丝毫不顾及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而演变为官场、衙门和商场，盛行的只有官话、套话和商话，一心搞教育、学术的，已经不能说话。

前不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告诉我，他参加了一次高层的教育咨询会，与会的其他教育界人士，发言的内容，不外乎两点，一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取得空前的发展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二是为了继续让高等教育取得更好的成绩，需要进一步加大投资。只有他一个人“不识事务”地向有关方面建言，说要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进行全面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走出会场的他，感到自己十分孤单，进而颇为郁闷。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说，教育取得很大成功，这并不是他们在自说自话，而是有坚强的“民意基础”。向他们反映“民意”的，大多是那些获得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好处的既得利益者，以及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极力捍卫者，他们掌握着“主流”话语权。

如果这种状态一直延续，社会舆论所关注的加快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高等教育本身，在成功实现官僚化和体制化之后，已经缺乏改革的内在动力和压力——更客观说，面临极大的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这也就需要整个社会，包括高等教育受教育者，以及高等教育人才的消费者——用人单位，给教育施加改革的压力。通过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对高等教育的回报提出要求，与企业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促使高等教育在竞争的压力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