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管理学报(Yale Management Journal)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似乎成为神学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10-06 02:26:09


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似乎成为神学,利益追求成为唯一的信仰,有些经济学家正在成为帮助人们完成这一信仰的神甫。

  这是9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非常反常的现象,已经导致社会道德、信仰大滑坡。在这种道德背景下,大家期望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很难建立起来。这是经济改革单独前进,政治社会改革滞后的必然结果。经济学家被权力资本利用,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形成误导,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经济科学应该自觉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才能全面认识和研究中国问题。这里我们需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对市场经济不做分析,把市场经济当作教条,束缚和误导人们的思想。

  中国未来数年,有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严重性不仅在于问题本身,也在于主流舆论不认真面对问题。国内的市场经济教条主义,把所有问题推委于权力和计划经济,推委于市场经济不彻底。这些人认为所有问题只能够沿着市场经济导向去解决。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甚至越来越严重,也绝对不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实践对于市场经济理论的检验。有人说,市场经济是已经被外国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在中国应用就用不着检验。这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上帝吗?市场经济在外国并不是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美妙,有些自封“主流”的经济学家既不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又不客观介绍我国问题,他们的实证精神到哪里去了?

  对市场经济的属性、内容、发展的必然性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第二、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忽视中国人均资源短缺的基本前提。

  如何判断理论的对错?一方面要看自身的逻辑,我们假设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在逻辑上没有错误,当然这只是假设。许多人在讨论中是不遵守基本的形式逻辑的,经常偷换论题,论据不能真正符合实际,论证不符合逻辑。

  如果在形式逻辑上没问题,真正的理论分歧就在于前提是否符合实际。9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如果出现问题,主要原因可能是忽视应用的前提,而且否认要经过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检验。

  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经济自由主义,忽视中国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两个特点。中国资源同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是无法比的。如果以为可以在“资源稀缺”客观条件下,大家平等自由,那就错了。人均资源极端短缺,使得调水成为中华民族不得不面对的任务。耕地在中国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不能资本化。资源越短缺,市场经济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越小,能够容忍两极分化的程度越小。盲目鼓吹全球化,脱离中国实际搞现代化,甚至可能使我们丧失基本生存条件。

  这可不是说起来吓唬人的——可以预见的生态环境危机,类似股票市场崩盘,突然出现,比如北方城市缺水问题,如果突然爆发,市场经济怎么解决?还不是计划供应?难道能够把水价提高100倍,富人乱用,穷人渴死?为了保证大城市用水,需要什么手段?

  第三、鼓吹制度万能,所有制改造万能,回避路径依赖的危险前景。

  制度学派在中国的应用有几个问题,一是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制度,二是单方面的市场经济导向。许多问题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是解决不了的,在经济学书本上和世界各国的实践中,都已经十分明确,但是偏偏有些人要在中国依靠“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去解决,实际上是不解决。我可以列举的有:调水、保护资源环境、缩小两极分化、发展战略产业、扶植高科技、扶持农业、东西部地区差距,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等等。

  制度学派讲究制度起点和路径依赖。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起点是权力,而制度路径是权力资本化。在没有有效社会制约的情况下,必然产生严重的腐败,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进一步的改革,这就是路径依赖。按照制度学派理论,经济学家应力主政治与社会全面改革,揭露和批判既得利益集团。恰恰相反,一部分经济学家却以改革开放为名,勾结既得利益集团,借机暴富,鼓吹让大多数人为“某种先进制度”牺牲,这难道是“著名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态度吗?这些都是制度决定论,所有制决定论,只不过是把国有化变成私有化而已。

  第四、片面鼓吹全球化,损害中国的经济安全。

  把市场化教条延伸到世界经济,就是片面鼓吹全球化。全球化的前提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这是发达国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规则。静态比较利益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有害,已经成为我国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的理论思想障碍。片面鼓吹外向型经济,把经济重心过度集中于沿海地区,同样有损于经济安全。把美国的利益理解为人类利益,无原则地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去做,都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些错误导向,在理论思想方面,大多数来自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某些依靠美国势力的所谓“著名经济学家”。

  第五、过分强调经济模型和数字的规范性,既脱离实际也脱离群众。

  这种研究方式的前提是有大量数字,需要大量经费。中国的数字统计十分不完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隐蔽性利益转移,没有数字,只能依靠案例分析和直觉判断。如果过分强调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上与国际接轨,必然排斥和贬低对中国问题真正的科学研究。

  经济学是研究利益关系的,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不去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隐蔽性利益转移问题,却一味宣扬只要按照市场化、全球化方向,一切问题都可以好起来?等到问题变得异常严重,他们不得不承认,就抓破脸说:本该如此,这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代价。比如对两极分化,他们先说没有两极分化,对于大量研究成果,强调没有模型,数字不全,进行贬低。等到全社会公认两极分化的确十分严重,他们又说,本该如此,中国老百姓应该转变观念,为历史进步自觉牺牲自己。这种先掩盖,后辩护,直至公开为权力资本,投机资本辩护,反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有违学者的良知,也毁坏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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