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未来……

上流社会的定义:论中国之上流社会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8-28 17:47:29


  按照学者构建的标准,我们相信,无论何时都能计算出社会层级,当然总有上流阶层的存在,问题是,目前的中国,“上流”是否已然成为“社会”。在《洛克菲勒自传》里,戴维·洛克菲勒在描述这个“美国第一家族”如何重新进入中国时,用了一个有趣的词:市场营销

  当负责与联合国公关的大通银行副总裁利奥·皮埃尔听说中国大使黄华一行将来纽约的时候,他猜想,第一次来美国的他们,可能很难获得“零花钱”来度过最初几天。于是,利奥在一只公文箱里装满了5万美元,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罗斯福饭店的大堂里等候中国代表团的来临。当他们终于露面的时候,他主动走到大使跟前,解释了自己的来意,然后将箱子递了过去。这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刻。接下来,黄华大使及夫人在美国呆了近一年时间后,接受了戴维·洛克菲勒的邀请,第一次到一个美国家庭喝下午茶。洛克菲勒写道:在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我才提起了我对访华的兴趣。事实上,洛克菲勒所有的努力只是希望获得邀请进入中国。意外的是,这场下午茶结束后的那天晚上,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邀请洛克菲勒参加乔治·布什的告别宴会——他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即将卸任。总共16位客人中,也包括了刚喝完下午茶的朋友黄华。“黄大使很吃惊”,“这是一个愉快的巧合,也许向他暗示了,我的兴趣和关系不仅仅是在金融界”。几个月后,在黄大使与洛克菲洛午餐前喝开胃酒时,洛克菲勒得到了他期待的回报,“黄大使不经意地提到,我和佩吉(洛克菲勒夫人)已经被列入邀请参加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从拉瓦尔品第飞往北京的首航名单上”。另外一些结果随之而来。洛克菲勒的首次中国之行,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还签署了一份协议,使大通银行成为中国银行的第一家美国代理银行。

  美国公共政策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发现了这个词:社会资源,在洛克菲勒那里,更直白的说法是,“我的关系不仅仅是在金融界”——我们便有了新概念,来重新审视建构社会层级的基本要素。

  最具价值的“第四种资源”。在我们的大众记忆里,“资产阶级”应该是比“中产阶层”更深远也更强劲的词语。其实研究者一直在很努力地分辨,阶级与阶层是同一个词:Class。问题在于,用Class这个词建立的坐标,不同的观察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马克思说,阶级之间有斗争,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冲突角度的观察。另外大多数人则从协调的角度提供了不同的判断:阶层之间有流动,重要的是维持流动的公平。比尔·盖茨是这种流动的结果,中国首富丁磊同样也是。这是往上的流动,也有往下的流动,比如周正毅还有杨斌——至少从目前的证据看,他们不是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冲突与协调,对应着阶级与阶层——虽然它们意思一样。

  扯远了,我们还是回来说洛克菲勒。如果我们只看到5万美元的市场营销故事,可能会使我们失去一些发现的乐趣。洛克菲勒更得意的是那次布什的告别宴会让人发现他的“关系不仅仅在金融界”。这是一个有力量的暗示,一般而言,构成社会层级的传统框架,是以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的分析完成的。但是,洛克菲勒的传奇为这一框架增添了一个新的结构部分:社会资源。

  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学术概念,上述四个资源或许可以对应成权力、金钱、文凭(各种通用资格与等级证书)、关系。最简单的推导,计算这些基本要素的拥有值,得出的综合得分,便可以初步界定一个社会的上流、中产阶层以及各层级结构,无论中外与古今。稍微麻烦一些的是,关系(也即社会资源)却找不到能够计量的方式。因为即便洛克菲勒也永远无法知道他的哪一项投资会让他有那次偶然的机会。或许正是这种无法计量,使社会资源成为判断阶层成员之间些微分别的最具价值的指标,当然也是最稳秘的指标。一位夏威夷大学的社会学者曾与笔者讨论过社会资源,他说,美国商人的中国经验是:“成功的途径就是找一个关系!再找一个!找更多……”中国具有最充分研究社会资源的土壤,但我们目前还没有成果。这其间包含的道德困境,是更中国的现实。好玩的地方在于,这种学术的计算可能是多数人不想要的一个思考结构。中国学者李强以此结构分析说,过去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是当时中国的中间阶层,也即中产阶级。但是,这与大家兴趣所在的中产与上流,已经没了关系。

  有上流,无社会。学者对阶层的发现与研究,放在宽泛的社会背景里,仍然只是局部的真实。相对公允地观察所谓上流社会,是由媒体用很少量的事实与大量的想象建构的阶层乌托邦。更多的时候,乐观而言,它的目的之一是励志教育。需要为媒体开脱的是,“少量的事实”实在是不得已的结果。在与一位打的来赴约的风险投资商吃过饭后,他这样介绍自己,“你应当这样问我,哪只中国股票我没有玩过”。我的失望是,如果没有他的信任,我可能永远不知道中国风险投资的真实玩法?。但听过他的故事,我却更不敢作判断了——你根本不知道真实的规则是什么,所谓信息或者事实,永远在那些你不知道的秘密的地方。

  最为热切地推动阶层乌托邦制造的是商业的力量。台湾人杨震宇最为经典的说法是,“富人是制造出来的”,他曾把北京和乔丽晶的房产卖出了天价——所谓“英式管家”就是他的招牌作品。这其间所包含的逻辑关系比较明确,奢侈品在被用来制造富人与上流社会的同时,完成了商业授受。相对不明朗的地方在于中国现实,杨震宇想象的富人居所,应当在同一层级,所谓门当户对;但即使在同一城市,另外的地产商也未必同意杨的说法,“如果没有差别,并不能满足富人的虚荣心”。所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级差一定要有体现。

  按照学者构建的标准,我们相信,无论何时都能计算出社会层级,当然总有上流阶层的存在,问题是,目前的中国,“上流”是否已然成为“社会”。我曾与一位拥有四个市场的生意人吃饭,他的任何一个市场都大过我,可能也大过很多人的想象。他用来调节气氛的话题之一是:鞭炮。今年过年回温州,他一晚上放了20万元的礼花(世界经理博客http://blog.icxo.com),“我们那里都这样,放不起鞭炮,别回家过年”。炫耀,很难说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姿态,但有了中国背景,问题便复杂了。补充说明一下,这些被隐去的中国名字,在媒体上一直都是很正面的形象。正因为这样,我没法讲出一个洛克菲勒那样精彩的中国故事。

  以个人的观察与经验来为中国所谓的上流社会做出判断,是一个危险的选择。不过,其间种种矛盾与困境,多少略有所窥。正常社会里各阶层的流动,正是以权力、金钱、文凭与关系之间的交换来完成的,重要的是规则。拥有文凭寻找更高级别的职位(权力或者金钱),或许是中国最为光明的一种通道。这种交换的规则相对透明。但是,更现实的境况是,中国权力与金钱的稀缺性以及结构的封闭,使得其间的交换规则变得更为隐秘。而中国特色的对社会资源的深度开发,又使这种交换不得不封闭。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对这一现实的集体抗拒,往往会选择最具力量、同时也是最大而无当的方向:道德诉求。隐秘规则与道德压力,直接的结果,便是炫耀的人生姿态往往被更沉潜的低调所取代。这是这个时代更为内在的冲突。

  炫耀与无法炫耀所形成的尖锐对立,如果放松来观察,它是一个注定将过去的时期。那位温州放礼花的朋友跟我正经讨论的问题是,温州人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大富豪——往“上流”攀爬,是人类无可逃遁的冲动。在这个时代,进场、出场还有出局,竞技场热气腾腾,游戏的参与者在迅速地变换角色。很难说没有剩留者,但需要时间,他们才可能构建一个“社会”。那位写自传的洛克菲勒,已有两代前辈积累财富,我们这场游戏的第一代成功者,还没有完全退场。所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上流社会,现在显然还只是一个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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