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企业政治总是伴随企业的成长而日渐复杂。在一个新创型企业中，企业政治亦处于萌芽阶段，它通常都会让位于一元的、简单的、草创的企业文化和规章制度。但企业一旦迈进成长期，企业政治就会走上舞台，成为企业运营中真正具有关键作用的隐性力量。
英国学者理查德·佩廷格曾将组织原型文化分为四种：权力文化、人物文化、任务文化和角色文化。其中，权力文化就是典型的企业政治。所谓权力文化，其核心关系是掌握权力和影响的人与那些为他工作的人之间的关系。权力文化决定于处于中心的人，其他人都要从权力的中心吸取力量、影响和信心。
显然，权力文化决不会如此单线条。事实上，在企业政治中，对于权力的争夺将会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争。对核心人物的架空、领袖人物杯酒释兵权、青年才俊抢班夺权、企业内部山头林立等，一幕一幕好戏都会粉墨登场。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企业政治处于什么阶段，它都会对企业外部形象造成影响。唯一的区别，就是程度轻重不同和性质的好恶不同。
为什么会如此？归根结底，企业都是由人构成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际关系和接触人群。即便是企业政治最幼稚的企业，也会因为这种人际交流，对其外部形象造成一定的影响。与此相比，那些因为企业政治愈演愈烈而被媒体曝光的企业，其外部形象深受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是企业政治，就会对企业外部形象造成影响。用某汽车的广告语“动静皆风云”来形容这种情境，实在恰当不过。
道 德
在中国语境下说起企业政治，似乎总是与道德牵连在一起，比如“勾心斗角”、“窝里斗”等。也正因如此，企业政治对企业外部形象的影响，也似乎多与道德性评价有关。但事实上，企业政治属于公司行为学领域，它几乎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企业，它不是、也不应该承载太多的道德性评价。
业内人士指出，企业政治是一套真正有效的控制系统。不论是普通员工还是企业的领导者，都可以合理运用企业政治的力量，实现个人和企业的成功。能否成功驾驭企业政治，是职场人士和企业家们能力高下的一个关键指标。理查德·瑞提所著《公司政治》一书，10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目前已成为美国许多大公司员工人手一册的职场圣经。既被提升到如此高度，可见企业政治本身，并不是权术、阴谋、肮脏、陷害、控制的代名称。
但尽管如此，无论什么样的企业政治，都似乎很难与美德联系在一起。从企业+政治这个奇怪组合的词汇本身，似乎已表明其已远离纯净和崇高。企业政治多起源于利益与权力的纠葛，无论是主动的争夺还是策略的妥协，似乎都不会有太多真善美可言。我们只能说，企业政治尽管都很难让人由衷赞赏，但确有不少游离于道德底线之上，不全是令人唾弃之举。
零 和
企业政治中最激动人心、也是最血腥的，就是对企业权力中心的争夺。当然，有资格参与这场争夺战的，只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这种争夺通常也都会分出胜负，有人大获全胜，有人黯然出局。
高层内斗对企业外部形象的影响，一般总是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企业因此而一蹶不振，企业外部形象理所当然地会跌到冰点。如果企业实现平稳过渡，企业外部形象所受到的影响就会微乎其微。
有意思的是，即便企业发展突飞猛进，企业的外部形象也不会因为企业政治而有丝毫的提升——企业内耗与企业增长会形成零和效应。从整体上看，企业政治对企业外部形象的提升，贡献率几乎为零。
岁月是化解这种血腥企业政治的良方。多少年过去后，企业高层间的争斗会形成一段口口相传的故事。在联想，柳传志和倪光南的PK，如今已成为联想史上最浓墨重彩的故事。即便当事人自己，仇恨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淡化。它被演绎成企业家和科学家之间斗争的经典故事。
还是在联想。当年柳传志将青年才俊孙宏斌送进监狱时，所有人都会认为这起企业政治事件会埋下血海深仇，但结果出人意料。当孙出狱后，柳与孙进行了一番长谈，并送给他一笔创业资金。连接着这段故事的，一端是政治角力的血腥，一端是化干戈为玉帛的温情。真相成了碎片，消融在岁月的年轮中。
迁 移
从通常的规律来看，企业政治对企业外部形象的贡献率几乎为零。但也有特例，那就是所谓的迁移效应。如果某人因为企业政治中而出局，在他另行创业时，人们会因为其在企业政治中的遭遇而抱以同情和支持，如果该企业发展一帆风顺的话，还会转移成对新企业的好感和信赖。
伊利前副总裁牛根生从伊利离职后，新创蒙牛乳业。在蒙牛的成长过程中，牛根生曾有意无意地多次传播伊利前董事长郑俊怀对他的迫害，引起公众对牛根胜生的同情和对蒙牛的好感。但殊不知，牛根生本人同样是企业政治中心狠手辣的角色，新创蒙牛时就曾策反原伊利工人数百名。
我们不妨回头看一下牛根生是如何利用企业政治的迁移效应的。在下面这篇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清晰地看到牛根生的心计和谋略。
案例：
1978年，20岁的牛根生进入了养牛场工作，5年后牛根生进入了伊利，从一名洗瓶工干起，随后逐步升任车间主任，1992年起担任伊利的经营副总裁，1998年，牛根生被伊利董事会免职。免职并没有理由，功高盖主成了唯一的解析。（作者注：牛根生在公开企业政治内幕时，在指出自己因“功高震主”而成为牺牲品的同时，也不忘美化自己曾经“功高”，实在是高明）。
不甘落寞的牛根生选择了自主创业。1999年1月，蒙牛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100万，基本上都是牛根生和他妻子卖伊利股票的钱。“当时在呼和浩特的一个居民区里租了一间小平房作为办公室，一共只有53平方米，月租金200多元。蒙牛成立的时候，仅仅在内蒙古，以伊利为首的乳品企业就有数百家。和蒙牛同在呼和浩特市的伊利集团那个时候已经上市多年，有完整的冰品、液态奶和奶粉生产销售体系，当年的纯利润达到八千多万元。而1999年蒙牛刚诞生的时候，没有奶源，没有厂房，没有市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是，牛根生有人。牛根生的蒙牛大旗一扯天下英雄归心。得知此消息，还在伊利工作的老部下放下高官厚禄开始一批批地投奔而来，总计有几百人，无怨无悔地跟他从零开始打江山。（作者注：牛根生绝不会认为这是自己处心积虑地挖人，是另一种杀人于无形的政治斗争，反而于此极力美化自己的领袖魅力，用心之深令人叹服）
但是在乳业江湖的利益格局基本形成的时候，蒙牛的生存空间饱受挤压，或明或暗的算计来自各个角落。有竞争对手开始希望将蒙牛这个初生婴儿扼杀在摇篮中，蒙牛经历了广告牌被砸、牛奶被截倒等等事件。（作者注：牛根生大张旗鼓地告诉公众，伊利对自己的迫害一直没有停止，以图引起同情以及对伊利的憎恶）面对竞争对手的明刀暗箭，牛根生选择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当时的伊利总裁郑俊怀对于牛根生的能力有深刻了解，所以伊利也对蒙牛打压得最厉害。但是牛根生对于曾经狠狠地抛弃了他的伊利，在任何场合都表现出了满怀尊敬。（作者注：牛根生大张旗鼓地告诉公众，伊利对自己的迫害一直没有停止，而自己则以德报怨，以图引起公众的同情以及对伊利的憎恶）蒙牛在刚开始的时候很谦虚，打出的广告口号是：向伊利学习，为民族企业争气。当时蒙牛对外宣传是内蒙古第二大乳业品牌，第一是伊利。牛根生在不同的场合提及伊利，言辞中总是充满对伊利的眷恋和对老领导郑俊怀的敬意。牛根生的做法逐步赢得更多的同情与支持。（作者注：果然，牛根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裂 变
企业政治按道理都是自内而发的，但某些典型的企业政治事件，却经历了一个裂变的过程。如果追根溯源，它一开始可能是一起并不引人瞩目的、性质比较单纯的事件，但因为各种复杂心态的外部力量的介入，它会产生质的裂变，开始走入企业政治的轨道，给事件带来意想不到的结局。
今年一度沸沸扬扬的“史上最牛女秘书事件”，就是最好的案例。2006年4月7日晚，EMC大中华区总裁陆纯初回办公室取东西，到门口才发现自己没带钥匙。此时他的私人秘书瑞贝卡已经下班。陆试图联系后者未果。数小时后，陆纯初还是难抑怒火，于是在凌晨1时13分通过内部电子邮件系统给瑞贝卡发了一封措辞严厉且语气生硬的“谴责信”。这封邮件同时传给了几位高管。结果瑞贝卡以一封咄咄逼人的邮件进行回复，并抄送给EMC中国公司的所有人。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仍算不上一起企业政治事件。说白了，这还只是高层员工和一般员工对工作职责的公开争执而已。但意想不到的是，这封邮件被EMC员工向外大量转发，在网络上炸开了锅。瑞贝卡不仅被称为“史上最牛女秘书”，该事件也被视为跨国公司与中国雇员斗法的高度。很显然，EMC的企业形象因此大大受损。最终，该事件以瑞贝卡的主动辞职和陆纯初的被动离职而收场。
抑 制
企业政治本是一股隐性的力量，即便是那些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事件，也多半不是当事者的本意。但近年来，不少企业的企业政治却有过度的倾向，越来越多地显露于公众的视线内。当然，这种显性化的趋势，与媒体无孔不入的兴趣有很大的关系。尤其在企业的高层斗争、企业购并整合、企业选拔接班人、企业迎来空降兵等关键时刻，媒体的触角都会伸到企业的方方面面。
毫无疑问，企业政治的显性化，本身会成为企业政治的工具。操盘者会寄希望于外部力量的介入与监督，从而左右企业政治的走向。
观察不难发现，企业政治显性化，会有很多表现形式。从普通员工的层面看，有投诉、上访、泄密、求助新闻热线等手段。从公司高层来看，有发动群众运动、发表公开信、接受媒体采访等方法。但无论这种显性化能为当事者带来多大利益，它都会对企业外部形象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多为负面影响。
一般而言，隐藏秩序总是作为正常秩序的补白而存在。企业政治的显性化，往往会影响整个企业的正常运作秩序。因此，一个高明的企业领袖，应该是抑制这种政治过度化的高手。显而易见，真正的企业家，绝不应该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而应该是致力于企业基业长青的弄潮儿。
转自www.ask123.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