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一千八百担,绽开卍字金银花. 孔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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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 2008-09-08 10:57:56
早晨挤在公共汽车里,前胸后背都是热烘烘的肉体,感觉很舒服。堵车的节奏,跟中国前进的步伐高度一致。赶到会场,刚好开始。吴组缃的高足刘勇强教授在主持,温儒敏、吴小如、刘世德等致辞。温儒敏回忆了他们当研究生时,听吴先生教诲的情形。吴小如先生高度赞扬了吴组缃的讲课艺术,并以他惯有的犀利,斥责了百家讲坛上某些人“讲的那叫什么东西!”合影后,大会发言从张菊玲老师开始,还有程毅中孙玉石谢昭新等,各位老师都非常深情地怀念了吴组缃先生的高风亮节和独特的学风文风。孙玉石提出吴组缃的新诗也达到了当时的很高水平,特别是《嫩黄之忆》与《游河》,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观点。 下午安排我第一个发言,张国风老师主持。我准备的论文是匆匆润色的旧稿《吴组缃小说中的女性》,因为已经印在会议文集里,我只读了结论部分。通过对《箓竹山房》和《卍字金银花》等作品的分析,我讲了吴组缃涉及女性小说的第一人称问题,女性的曲折命运问题和冷静的叙事风格,指出吴组缃小说在30年代是非常“前卫”的。当今某些文学史著作居然漏掉了吴组缃,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学术基本功不扎实的表现。我最后认为吴组缃的小说是与茅盾“平行”的,应该更多地看作是对鲁迅风格的继承。
另外我重点讲了一下读本科时拜访吴组缃先生的经历。因为刚回国十来天,家里很乱,没找到当天的日记,就凭记忆讲了。那是80年代的事情,香港的一群大学生来北大交流,他们去拜访了年近八旬的吴组缃老先生,是我和82级的李玉龙陪同的。我讲了印象最深的三点。
第一,当学生们问吴组缃先生,文学中什么最重要时,吴先生举起一根食指,点了一下说:“倾向性。”他有浓重的安徽口音,所以我翻译了一遍,吴先生点头,又强调了一次:“倾向性!”80年代那时候,整个文化界都在反对文学的倾向性,都要求文学远离政治,要求文学“自由化”,倾向性已经成了一个被抛弃的词汇。想不到吴组缃先生居然如此看重,他看着不解的我们说:任何文学都是有倾向性的,再客观的文学也有倾向性,不要把他的代表作《一千八百担》看成是没有倾向性的“中庸之作”。倾向性是掩盖不住的,忘记倾向性,是“危险的”。
第二,学生们问他,在具体的文学技巧方面什么最重要时,吴组缃先生说:“生活经验。”这又是跟诸多时髦的理论所不同的。吴先生从养蚕的细节,批评茅盾的《春蚕》写得不真实。我是城市长大的,虽然多次去过农村,种粮种菜还看过一些,养蚕则根本不懂,所以什么大匾小箩的,也没大听明白,只记住了他说茅盾有点“主题先行”。当时“主题先行”是用来批判“四人帮反革命文艺路线”的,没想到还可以用来批评小说泰斗茅盾。吴先生又举了《红楼梦》里的几个例子,问我们注意没注意,我和李玉龙说确实没注意,而那些香港学生则都没有读过《红楼梦》,吴先生说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红楼梦》真是伟大的杰作。当时刚好流行从西方趸来的“细读”理论,我本来就对之评价不高,觉得细读的功夫中国从来天下第一,还用向西方人学习吗?听了吴先生的话,更增添了信心,此后读书更加细致了。
第三,吴组缃先生具有一种感人至深的真性情。当学生们问他,为什么创作成就不如茅盾时,吴先生一脸认真地说:“我孩子比他多啊!”此言每次回忆起来,我都不禁要笑。你说这是玩笑吧,但又确为实情,生活重担确实对事业有影响。但你要当真吧,又绝对不是那么回事,这话的后面肯定还有话。这就叫“北大水平的语言艺术”。还有我们问他为什么只研究古代文学,不研究现代文学了,吴先生说:“我让给王瑶了!”他把“让”字说得分外重,“本来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王瑶非要研究,我就让给他啦!”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开创者,是我们这些徒孙辈的祖师爷,大家都奉若神明,谁敢有半点不敬啊。听吴先生的口气,好像是照顾小兄弟一般,这话包含的信息量太大了,实在值得反复咀嚼。
后来我还有幸听过吴组缃先生的讲座,那是他在北大最后的演讲,真是大师级的。百家讲坛里的诸位老师,只有周汝昌先生有那样的水平。不过吴组缃还是上不了百家讲坛的,就因为一条:普通话不达标也。我所讲的这三点,注重倾向性,注重生活经验,注重真性情,对我本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始终认为王瑶林庚吴组缃这样的用普普通通的语言讲出文学真谛的,才是真正的大师。
我发言后,赶回中文系参加了一个小时的全系大会。然后又赶回纪念会,正好是下半场。钱理群从北大精神的角度概括吴组缃,认为吴先生最可贵的两点,一是“说真话”,二是“说自己的话”。吴福辉老师从冷与热的角度讲了吴组缃的“孤愤”情怀。赵园老师则逻辑清晰地分析了吴组缃小说的实际成就,指出吴组缃的小说带有实验性质,并非每篇都十分出色,而且她不同意钱理群说的《箓竹山房》受传统小说影响,而是认为受到西方小说影响。赵老师穿一件宝蓝色对襟褂子,语调平和,从容不迫。我和张鸣老师坐在最后,一致称赞赵园“越老越有风度”,为她的发言大声鼓掌。后来在厕所里跟钱理群并排撒尿,我说:“赵园老师这么多年不搞现代文学了,可是一谈起来,还是这么精彩。”钱老师说:“当然啦,她专门研究过吴组缃,她写《论小说十家》那时候,就是吴组缃专家了。”
钱理群吴福辉赵园凌宇张国风温儒敏陈山张永芳这一代“同学”,性格和学术观点、思想立场都各不相同,但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却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相互理解又相互欣赏,真正体现出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这既是令人羡慕的,也是非常值得敬仰的。
闭幕式上,方锡德老师做了颇有分量的总结。方老师整理了吴组缃的日记等大量资料,为吴组缃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战略物资”。
这次纪念会,来了外校的很多前辈和老师,武汉大学的金宏宇从经济视角谈吴组缃的小说,很有新意。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和文艺理论专业来了周先慎、葛晓音、钱志熙、张鸣、刘勇强、潘建国、陈熙中、董学文等,现代文学专业除了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方锡德诸师外,著名的“三东”全部到齐。高远东吴晓东孔庆东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一年之中也难得几次,可能这也是吴组缃先生的人格魅力吧。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孙芳和张蕾的论文也写得很扎实。浏览了整个论文集,差不多把吴组缃先生治学和创作的各个方面都论述到了。一代大师去矣,他们留下的“一千八百担”,不知道我们这些后辈,挑得动挑不动呢。
晚上回家,挤在公共汽车里,用吴组缃的小说名,拟了一幅对联:
留得一千八百担,绽开卍字金银花。
上联谓前辈大师留下的丰厚遗产和未竟事业,下联则希望大师遗产能够开花结果,气象万千。以此纪念吴组缃先生诞辰百年,也算一份心意吧。想到此处,往车外一看,居然毫不拥堵,满街的车水马龙,跑得正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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