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决策层：不能不听的另一种声音！

中央经济决策层：不能不听的另一种声音！

赵伯平

作者简介：赵伯平，1965年生。先后出版过的著作有《中国企业的病根子》（被列为“2006年影响中国企业管理的十本团购图书”之一）、《三阶梯管理》、《第一变革》、《老调新谈》。

作者邮箱：zbp079@163.com

正文：

近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频频就经济运行中发生的困难下基层调研，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领导们的足迹迅速遍布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沿海。这至少说明两点：1、问题严重，2、原因复杂。

问题的严重性不必讲，各级领导的频频调研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我想讲的是原因的复杂性。复杂在什么地方？复杂在人们一眼望得见的原因往往是显性的、直接的、客观的、外在的、议论纷纷的、基层企业乐于向高层领导呈现的、如果被领导重视能很快见到效果的原因，如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用工成本增加、企业融资渠道不畅、环保要求提高等。从显性的原因入手去解决问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治本，必须从隐性的、间接的、主观的、内在的、基层企业难以启齿和正视的、需要基层企业作出根本改变的原因入手，如制约企业创新的农耕文化、家长式管理体制。而隐性的文化与体制上的原因又往往是人们难以察觉的。

从显性的原因入手虽然也能治眼前之标，但离不开一个前提，即由文化与体制累积起来的弊病尚未触及到一个临界点。如果触及到了临界点，危机就会大面积爆发，那时，再好的治标之术都无力回天，类似的情形已一而三，三而再地发生在众多先发国家和地区，不能不引起中央经济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一个轮回，中国经济能够从粗放型改革中谋得的利益也屈指可数了，无非是将老的一套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接下来的改革必须文化和体制上下功夫，我这里有两句老生常谈供一切关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士作参考：

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为坐标，中国社会若不能进行切实的体制改革，则东南亚各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华人社会若不能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则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就是我们的后天！

让基层企业从文化和体制的根本入手当然很难，但再难也得做。因为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链条上的中国企业在通过粗放式的经营掘得了第一桶金后，只有依靠文化和体制的变革，才能不断地向上游迈进，才能为自已赢得可持续发展的生机无限。不进则止、不进则退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对此我的建议是：各级领导在制订相关的宏观政策时，要尽可能地将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政策要宽松，但前提是企业肯对照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能做出实质性改变。对于那些向来只能吃资源饭、吃廉价劳动力的饭、吃环境饭，咬定“老一套”不放松的企业该要死的时候，就让他死，死了，对又好又快的发展大局也未必不是好事。

相关文章：一、《浙江民企业：莫将内伤当外伤治》

赵伯平

四年前，我曾在一篇题为《谨防浙江经济由民企兴由民企止》（详见2004年11月29日的《中国经营报》）的文章中指出：浙江的民企不但远远地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且也已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随着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的蓬勃兴起和国家接轨WTO程度的加深，原来支撑浙江民企快速增长的先发优势、劳动力优势、原辅材料优势正在一点点丧失。浙江民企如不主动迎接这一转折，成功实现这一转折，乘势向上登一个台阶，则必将陷于长期的停顿。类似的转折也曾一而三、三而再地出现在英国、美国、台湾、广东等先发国家和地区。因为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只有不断地向上游迈进，才能为自已赢得可持续发展的生机无限。不进则止、不进则退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年前，我的这篇盛世危言虽然也得到了浙江知名企业家——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先生的激情声援，茅先生还为此专门撰文称我“的确切中了浙江民企发展之‘命脉’”，强调“这是一个严肃的，也是极严峻的大课题”，“浙江民企要自我反思”等，因而，溅起了几朵小小的水花，但也就仅此而已，未能在市场形势一片大好，一好遮百丑的官方民间激起进一步的反响。

四年后，我在《谨防浙江经济由民企兴由民企止》一文中的担心不幸变成了令人痛心的现实。据报道，“以往靠鞋子、打火机等传统制造行业闻名的浙江地方经济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产值明显回落，效益大幅下降；出口形势严峻，增速跌入低谷；资金普遍短缺，经营难以为继。”“生存面临危机，关停并转增多，许多中小企业提前被淘汰出局。浙江台州的一份文件显示，台州5371家上规模企业中，亏损1111家，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9亿元。宁波一些家电制造企业至今未接到一笔订单，中小企业的生存经营状况‘堪忧’。”

民营企业早已是当今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一支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而浙江又是民营企业的大省，浙江民营经济的困境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困境，因而，发生在浙江、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的困境就不能不惊动到国务院、浙江省的各级领导，不能不引来各级领导的高密度关注与靠前指导。

高层领导的高密度关注、外部经营环境的改善、融资渠道的拓宽等等当然会有益于问题的解决，当然会令人振奋，但振奋之余我们仍深感不足，不足在浙江民企对问题的分析仍然主要把目光向外，归咎于“人民币升值、银根紧缩、成本上升、出口退税率下调、次贷危机、各种调控措施叠加实施、倒逼机制过急过严。”不足在他们错将内伤当外伤治！

同为浙江民企，同样的外部经营大环境，为什么“倒闭的均是小型企业，而称得上规模的企业却开工情况良好，产销两旺？”为什么温州正泰集团“1～6月份，销售额同比增长25%、利润增长26%，全年出口额预计超过20亿元”，能一枝独秀，迎难而上？问题的根本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在于企业自身参加市场竞争的能力弱，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特别是对于已经走过了一次创业阶段的浙江民企而言，更应该眼睛向内，找自身的问题。

规模企业的风景这边独好是因为他们有品牌，产品和服务有生命力，生存发展的主动权在企业自己的手中，能依靠管理上台阶构建出一个适宜于创新的机制，引来创新的人才，不尽创新滚滚来。反观那些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浙江民企，恰恰是在管理上台阶上抱残守缺，多年一贯的独裁、专权、无序、排斥外来人才的家族家长式管理，看来看去就那几个老面孔、老员工、老婆子围绕老观念的老板转。这类只能靠廉价劳动力、靠消耗资源、靠牺牲环境过日子的企业，在市场形势一片大好时虽然也跟着有酒有肉吃，但一旦竞争加剧，遭遇到生存危机就成为他们必然的宿命。

一个人小学上完读初中，初中上完读高中，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走。小学生有小学生的职业，高中生有高中生的职业，知识水平不一，能进入的职业空间也不一。大凡想要进入更大职业空间的人们，文凭可以不拿，但书不能不读，不读就上不去。一家企业的生存发展也是这个道理，一开始你可以靠胆大、先人一步、粗放型的经营挖得第一桶金，但第一桶金到手后你得乘势往上走，转而精炼自己的组织管理，提升企业的应变能力，朝集约型经营的方向走。市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陷入困境的浙江民企若不能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向先行的正泰、方太集团学习，按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苦练内功，革命革心，疗好自己的内伤，就别指望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一线生机。

给个人治病要对症下药，给企业治病也要对症状下药。各级政府的关心支持固然必不可少，但不能越俎代庖，主次不分。政府该帮的忙照帮，不该帮的忙不帮，三分帮人真帮人，七分帮人帮死人。况且政府不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政府的减税和专项投入到头来都有赖于企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身上不长毛，政府的减税和专项投入都不能持久。

时至今日，浙江民企的问题主要在内而不在外，主要靠企业自身，靠家族家长制企业老板的自我进化与第一变革。有关包括浙江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进行第一变革——将人治的管理变革为法治的管理的因为所以和路线图，我已在《第一变革》一书中作了十分详尽的阐述，有兴趣的朋友可直接登录“中人网”的“图书”栏目的“在线连载”。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一个轮回，中国经济能够从粗放型改革中谋得的利益也屈指可数了，无非是将老的一套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接下来的改革必须从提升品质上下功夫，否则，浙江民企的前景“堪忧”之现状就会在整个中国复制。我这里有两句老生常谈供一切关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士作参考：

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为坐标，中国社会若不能进行切实的体制改革，则东南亚各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华人社会若不能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则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就是我们的后天！

相关文章：二、《谨防浙江经济由民企兴由民企止》

赵伯平

说到浙江的民营企业，人们往往会用充满钦佩的口吻给它以热情的赞扬，往往只看见它光彩夺目的一面，耀眼的一面，却很少有人去探视它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阴暗的一面。日前，《南方周末》上一篇题为“总裁撂挑离职，温州财团前景不明”的报道则是一个难得的例外，它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浙江民企的四点认识，亦即：浙江事业在民企，民企瓶颈在文化，文化病根在传统，不进则止停留于此。

先看第一点：浙江事业在民企。美国总统柯立芝有句名言叫美国的事业在企业；若放在中国的浙江就成为不折不扣的：浙江的事业在民企。作为中国民企最重要的发源地，浙江还在一些地方的民企刚刚举步时，就已悄悄地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今天则更是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龙头老大，自不待言。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浙江的民企不但远远地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且也已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也就是说：随着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的蓬勃兴起和国家接轨WTO程度的加深，原来支撑浙江民企快速增长的先发优势、劳动力优势、原辅材料优势正在一点点丧失。浙江民企如不主动迎接这一转折，成功实现这一转折，剩势向上登一个台阶，则必将陷于长期的停顿。类似的转折也曾一而三、三而再地出现在英国、美国、台湾、广东等先发国家和地区。因为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只有不断地向上游迈进，才能为自已赢得可持续发展的生机无限。不进则止、不进则退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接着看第二点：民企瓶颈在文化。我曾经供职于浙江的一家民企，客观地讲，这家民企老板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较为先进的经营理念。他一年之中会数次专程到上海招人，我即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了与浙江民企零距离的接触。从我进入公司的第一天起，老板就一直在强调现代化的法人治理，强调分权、授权。为此他不仅亲自去学校读书，而且多次到咨询公司求教，他实在是认真的。但即便如此他所有的努力还是无法抵消他周围及其自身已有的老理念、老思路的影响。传统的势力，也就是我讲的文化惯性太强大了，以至于他在一番左冲右突后，仍无法向前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这也恰恰是我从“总裁撂挑离职，温州财团前景不明”一文中看到的情景。据报载：

6月初，也就是温州财团高调成立的时候，两大财团之一的董事长曾向媒体表示：“我们试图走出一条新路，新路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家族制的温州企业传统模式，从外部招聘职业经理人，组成管理团队，进而构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于是从外面空降了两位满怀希望而来的总裁。但仅仅四个月不到，两位总裁又先后满怀失望地离开，其内心感受也无非是一个是“伤心”，一个是“弊气”。“最尴尬的问题是两权分离只不过镜花水月，只不过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尽管股东们屡屡强调‘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名词，合同也已写明了各自的责、权、利，但实际上他们视企业如儿女，始终无法割舍或者说不知该如何控制企业的欲望。”

其实，一直关注浙江民企成长的人们对上述情形也并不陌生，九八年的时候，不是有一群大学生一样地满怀希望跑到浙江萧山的一家民企，不久便满怀失望地相继离开吗？当时的媒体还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评论风波呢！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物，却有着完全相同的希望，相同的文化，相同的结局。因此，我们能断言：民企的瓶颈在文化。

再看第三点：文化的病根在传统。温州财团的外聘总裁虽来去勿勿，但双方当事人对个中原因的认识却如出一辙。财团董事长直指：外来的人也要熟悉温州的文化，不理解温州的文化，不明白股东的意图是不行的。而外聘总裁则干脆借柏杨的酱缸文化来形容。所谓柏杨的酱缸文化不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糟粕的代名词吗？每个中国人对它再熟悉不过，它传承中国数千年，根深蒂固，深入骨髓，不要说身在本土的温州人，就是远在海外的华人，象王安电脑，也免不了因受其影响而富不过三代。它何止是病根，而且是隐性病根。它左右华人言行的诸如：要听话、要乖巧、要安静、要安分守已、要知足常乐、要尊老、要稳重、要忍让、上阵要靠父子兵打虎要靠亲兄弟等在国人听来是那么的声声入耳，不但不以为错反以为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我们的民企也就难以走出家族经营的小圈子，难成气候了。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对传统中国文化，先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很值得人们三思。一直信奉儒家治国理念的李光耀，在审视因亚洲金融风暴而陷于长期低迷的新加坡经济社会时，不能不痛定思痛，毅然决然地对妨害企业家精神培育和个人创造性发挥的传统中国文化展开起一波又一波，持久而猛烈的批判。

最后看第四点：不进则止停留于此。不进则止就是说假如浙江民企不能有效地去除掉自身的文化病根，则由民企兴起，由民企支撑的浙江经济将陷于长期的停滞。温州老板们为何要联合起来搞财团？原因之一是目前的产业利润已非常微薄，生存的空间极为有限，甚至只能靠晚上开工，赚点电费上的差价来维持。如果说几年前人们还有理由担心对民企阴暗面的过早反思，会挫伤民企的积极性的话，那时至今日，对民企的鞭策已变得十分迫切。浙江是民企大省，浙江宏观面对民企的扶持和重视非其它省可比。此外，近年来在硬环境建设上与上海、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已较为完善，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跨海大桥日已缩短了浙江民企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但如果没有文化理念上的创新与飞跃，外头的人才进不来，里面的庸人出不去，再好的宏观环境、基础设施，作用也有限。还是我过去的那家民企，老板很早就走出浙江到上海投资，但囿于传统文化的限制，他无法与合作者共事，终只能一卖了之，退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当然了，我讲的是不进则止而非不进则退。因为，家族色彩浓厚的浙江民企做大做强虽面临千难万难，但它们在资本积累阶段、在小规模、在对规模经济要求不高的行业里还是有着生存价值的，特别是以浙江人的勤劳和智慧维持生存应不算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