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信仰强者 中国不跟钱有关的都不信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5-16 10:54:50


  这个时候,我来到了中国,我可以说是日本的后泡沫年代的一代,那时在日本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而且年轻人是要闭嘴的,年轻人是要装不知道的,年轻人是要装没听懂的,因为那个社会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这时候个性是要收的,你不能表现出你的个性,所以日本的集体主义,日本社会真正的和谐这点很重要。同时我也感觉到这种社会对你很不适合,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年代是一种后泡沫的年代,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说过正面、给力的这种心理,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泡沫崩溃,当时媒体报道的天天都是日本孤立、日本崩溃,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我们从来未对这个国家抱有希望。来到中国,你发现中国是正在崛起的社会,正在发展的社会,这个时候你感觉到这才是一个成长的动力,这才是成长的原点,这种感觉在日本没有感觉到,在中国才有感觉到,这样以后你的这种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来在日本很受排斥,在日本过的很不舒服的人,到中国以后这个社会还是包容另类的,尤其在北京,不管你是外国人、外地人,还是外星人,你只要是到这个地方,你可以共同的成长,这个环境我是在18岁的时候才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我刚刚提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统一、秦始皇等等彻底推翻了我对中国的认知,我在日本感受到的要么是中国制造,要么是古代中国,这中间是空白的,原来才知道,包括很多的老外,各位,日本人对中国还算是比较了解的,跟其他的外国人相比,我们至少懂得汉字。其实这样的日本,我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国家动态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我到了中国以后彻底改变了。我当时特别想去联合国工作,我从高二开始当翻译,当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要懂得两国外语,除了日语以外,我当时选择了中文,中国在崛起,很多人对中国有崇尚的感觉。当时我的顾虑是,你在保证英文水平对所谓的普世价值,所谓对自由世界民主这种观念的同时,如何吸收中国文化,如何学好中文,这是我当时的认识。忽然,我到北京后发现,这里非常国际化,这种国际化会远远超过日本,不用说什么精英,就说北京的那些阿姨,她们对外国人是很友好的,这个社会还是非常开放的,很包容的,这是我在中国以后的一种认知。还是百闻不如一见,我是从日本到中国以后,我对中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在日本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中国有洗脑的一种文化,有这种文化吗?没有。后来我也觉得没有,大家不当回事儿。我当时学中文的时候,因为当时没钱,只能靠那种非常低成本的方式来学习,我每天阅读《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是唯一已经不卖的报纸,所以我跟保安搞好关系,把他们不看的那些报纸拿到以后,读《人民日报》,这个过程给我带来很多的经历,很多事情有利有弊,很多年轻人所谓政府所说的事情和你想要的东西,这两种之间距离感很清楚。我相信在这里很少人上人民网、中国政府网,我为了工作,我需要每天上,你们现在上微博、人人网,包括海外的其他网站。像这种原来我们在想象当中所看到的中国,和我到这个地方以后所感觉到的中国是完全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一点,媒体的朋友不管是FT中文网的,还是曾经接受过新周刊的好朋友的采访,他们给我定的标题是“从中国进入日本”,我刚开始回日本的时候,日本的合作方对我非常警惕——你是在中国上学,你的思维、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还要对我进行思想调查。题目:今天世界的主流是什么?选项:一个是自由民主,一个是社会共产主义,他们以为我选择后者。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这就代表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一种警惕。告诉各位,我后来到日本的电视台,包括朝日电视台要做,还有写文章,其实我越走很多的地方,不管是在日本写文章做节目,还是跟企业家一块儿交流,还是到韩国、新加坡、美国交流,我越觉得中国不落后。我在中国,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所积累的上节目的态度也好,技巧也好,包括演讲,包括写文章等等,其实我在中国所积累的经验,完全可以适用于全世界。我这次到美国的丹佛,包括跟他们的精英,与他们用英文交流,我去很多国家地区,我越去跟他们交流,越认为中国一点不落后。用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这些词来形容中国这个国家、社会,完全是错的。

  所以我觉得在原来所被灌输的信息和你所看到的东西,包括你走了以后,又回到这里,然后你回到日本,我是日本人,我的自我认知是你从中国绕着世界回到日本,我看到了今天中国在所谓的体制和发展、主权和人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公正和稳定,所谓的普及英文教育同时要管制很多的网站等等,中国始终在徘徊,我写一本书叫做《伟大的两难》,中国正在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两难,很可惜没法在大陆出版。前段时间我出了一本书叫《爱国贼》,我也努力用所有的人脉打招呼什么的,但后来上面不批,上面给我建议说能不能把书名改成《爱国的准则》,我说不行,内容可以妥协,但书名不能妥协。结果只能在台湾出,包括最近还有很多朋友去了台湾,然后他们也给我反馈说,在台湾看到了《爱国贼》,我出版的时候,都把书摆在机场,在香港,这本书无处不在,我从中看到了一国两制,当然台湾的朋友否认一国两制,他们从来主张都是两国两制,每个地方的生长环境不一样,不能简单的说,不要情绪化反驳说什么,这是不对的。

  我有一次在北大主持一个,北大和台大学生的论坛,我来主持。世界在进步,我真的这么觉得,两岸对话应该在日本召开,日本人对台湾的过去、大陆的未来是有责任的。我们曾经对台湾有殖民统治,曾经侵略中国,现在日本人既可以随便去台湾,也可以随便去大陆。各位现在去台湾、香港都得签证,日本人现在去大陆、台湾都是免签证的,你得发挥这个优势。我觉得两岸对话能不能在日本召开?至少大陆肯定会反对,但是这种努力肯定得做。《爱国贼》在台湾看到了,在香港看到,只要在台湾出了,一定会到香港,只要在香港出,肯定会到大陆,所以我很相信一国两制的力量,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抱着一种相对乐观的。

  加藤嘉一:中国缺乏信仰价值观 不跟钱有关的都不信

  除了刚刚我所提到中国不落后以外还有一点,现在这个中国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温总理谈我们的GDP增长7.5%,已经OK了,我们中国已经开始摆脱GDP了,注重质的发展,从量到质的发展,我们看的很清楚,中国今天要什么。不要简单地认为政治事件发生以后,所谓的民主、社会公正就能突然保证,没那么简单,这是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我看来很不好走。我昨天跟一位记者分享了我的一些看法,今天中国是有三种非常重要的匮乏,非常重要的欠缺。

  中国有一批没有价值观的百姓,中国是一个没有共识的社会,这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我说的价值观是类似西方的基督教,或者日本人的那种彻底的服从社会的集体主义,今天中国上面在谈,中国缺乏信仰,缺乏价值观,只要不跟钱有关的都不信。我说的是相对,我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我说的都是相对的,永远有意外,永远有个案。在所谓的百姓当中价值观匮乏,上级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中国是一个没有共识的社会。刚刚各位笑了,日本每年换首相,情况很糟糕,我们也认为很糟糕,但是看一下我们的媒体,从《产经新闻》到《朝日新闻》,两个极端,一个是右的,一个是左的,这么糟糕的政治形式下,都没有人否定这种体制是错的。我们的体制是象征天皇制的,这是我们的国体,我们的政体是议会内阁制和三权分立为主的民主政治,政局恶化到这种程度以后,《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都不会怀疑,这就是我们的共识,中国哪有?有人说公民社会,有人说中国特色,有人说法制国家,有人说……左中右缺乏共识,不好走。我去右派,只有右派,痛骂左派;我去左派,只有左派,痛骂右派。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做三件事,一个是制衡权力,一个是推动共识,另外就是启蒙公民。今天中国百姓太多,公民太少,百姓和公民的区别在哪里?唯一的区别在于,政府说什么,要么盲目的相信,要么盲目的反对,这都是百姓的行为。要么彻底的相信,要么彻底的对,这都是百姓的行为,不是公民的行为,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很重要。这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为什么中国改革不好走?

  邓小平先生提到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摸着石头过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管是内政问题,还是外交问题,他说了很多所谓的伟大思想,但是在我看来,他说的,与其说是一种共识,更是一种常识,我觉得这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你说摸着石头过河,那河在哪里啊?定了没有,什么时候,由谁,以什么样的方式,你们看的清楚吗?看不清楚,所以大家现在移民潮,能走就走,包括中共的高官什么的。我上回问一位领导:“现在的中国高官移民,把自己的孩子、妻子还有资产纷纷往外移,为什么?”他说:“怕乱。”高官说怕乱,是你统治的不好吧,所以会乱。有权力的人、有钱的人不断往外走,他说怕乱,你能不能把它变成不太乱的,毕竟你统治的,你是领导。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难题,刚刚我所提到的,缺乏一种价值观,缺乏一种共识,缺乏一种蓝图,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改革不好走,刚才我所提到的伟大两难,不断的摇摆,包括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年轻人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知道也不能转换成一种行动,有各种各样的两难。今天的安全感是观察中国、了解中国很重要的窗口。

  加藤嘉一:用微博慢慢改善舆论环境对改革有好处

  但是我又看到一种情况,比如说高铁,7·23,包括很多各种各样跟国内外有关的公共事件出来以后,我们都看到了,现在所谓的中国人民、公民,都已经是沉默的群体了,不断地向上层施加压力,上层是感到威胁的,感到适当压力的,我认为这是好事情。包括微博,包括网络上的信息,有时这些东西出来以后,现在上层对此感到压力。有可能是保障房,建设保障房建设过程当中出了问题,死了多少?人民、新华社都不会报,但是有会报的。有人会拍,然后登到网上去。言论多样化的过程当中,上层感到压力,这是健康的压力。

  我觉得今天中国所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任何国家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当然你如何成为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各国有各国的方式,不干涉内政——像今天从中国的角度看,他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权力关系发生着很深刻的变化,上层的权力和被统治者的崛起,两者的权力关系不断缩小,当然这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所谓被统治者的权力超过统治者之前,统治者能否主动的下放权力,推动民主,到时候要看领导者有没有这个智慧、决心、勇气。我不认为自下而上的民主化是成功的,我认为现在不断的施加压力,可以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始。有人摇头,你可以否定。

  这个时候,我觉得归根到底还要上层考验自己的决心,主动的放权,只有这种民主化进程才是软着陆。微博肯定为此做了很多好事情,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也特别希望各位,包括我这样的人,我们还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这个不是说没有用的,有时候一个人发出一条消息没什么力量,但是点点滴滴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断改善整个的舆论环境,对整个改革的进程是有好处的。

  加藤嘉一:希望中国学生用独立自立中立姿态参与社会

  所以我刚刚说的,中国一点不落后,二、中国的改革进程不好走——伟大的两难,尤其伟大两难面前,执政党缺乏安全感,农民工缺乏安全感,大学生缺乏安全感,谁都不信谁,知识分子又圈子化,不断把自己圈子化这种环境下也很困难。我从日本来到中国,看到了很多跟日本人想象不一样的中国,尤其是年轻人,尤其从去年开始,不断走进中国的高校,我对中国改革、中国发展,既是当事者也是旁观者,我说我是当事者,因为中国崩溃我国必然崩溃,中国开放我国必然从种获利,中国变得更自由、更民主,我国必然从中获惠,千万不能围观要参与。旁观者是因为我不是中国人,还是要保持一种距离的,你要跟它保持不离不近的距离,如果走的太近会被收买。如果你离它太远了,你又看不到,你得适当的保持距离,不离不近的距离,所以我说观察中国要有距离感。你们跟中国的社会保持什么样的距离,你跟中国的主流保持什么样的距离,你跟网络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我觉得对我们的谋生方略来说特别重要,甚至比价值观还重要。

  我是这么认为,今天我看到,我在复旦周围看到各种网络,大家通过这种方式来接触信息,我在北大的时候,很多同学根本不看红小本,他们看的是GRE,都是红色的,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看到中国很多这样的情况,我现在真的是这样认为,你们可能在座的各位都是90后,当这种80后、90后各有2亿人,网络人已经可能超过5亿了,在我看来,现在可能是在沉默,包括现在还没有成为社会主人翁的这些人,当他们成为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主流的时候,核心位置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社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管是年轻人对内的关注,还是对外的关注,从各个方面来看,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非常非常的聪明,而且跟国外的大学相比,不仅一点不落后,还非常非常的充满着竞争力。

  所以我经常这样说,不要放弃的是希望,不要忘记的是绝望。我觉得这帮人能够走向社会主流的时候,我不相信40年以后,中国还在提倡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我也不相信到时候人家还要提倡文化体制改革,我也不相信在什么讲话过程中,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当你们这些人成为社会的主流,社会的核心位置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位置一定会发生至上的变化,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多多的保持一种相对独立、自立、中立的姿态去参与这个社会,如何跟自己的国家保持距离,如何到海外谋生等等,每个人的成长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够在现状和未来,祖国和海外,各种各样载体、群体之间保持一种距离的关怀,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们统治这个社会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一定会发生质的变化。我先说到这里,咱们接下来进入提问的环节,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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