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是企业家自己赚来的，企业家要怎样花都行?

刚刚离职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到东莞转了几个小时，就挣了300多万元。当然，此次做东的广东某企业的花销可不止此，如果算上出场费，中间介绍人员、工作人员的费用，以及请嘉宾、订做高规格酒宴等花费，花费总共超过1000多万元。

当然，这笔钱是企业家自己赚来的，企业家要怎样花，那是人家的事。企业家借着布莱尔的名头提升自己地产项目的知名度，尤其是借机与地方政要、各方面重量级人物建立关系，没准是很有效的策略呢。用这1000多万元到媒体上做广告，未必能有这么大的效果。

不过，企业在组织这次活动的时候对外宣称，花这么钱不仅仅是为了企业的商业利益，还有某种商业之外的考虑，比如提升东莞知名度，企业也强调，花钱组织这此活动，开创了世界级领袖参与东莞民间活动的首例。

假定企业已经具有了把钱花在非商业的公益项目上的意愿，接下来就应当对比各种花钱法的优劣。在笔者看来，第一流的企业家会把钱捐赠给民间社会从事各种事业。第二流的企业家会进行一些炫耀性的公共消费，名为公益，而实际上带有强烈的广告色彩。第三流的企业家把钱捐赠政府或政府所支持的事业。

乍看起来，这样的排序似乎有点荒唐，因为它跟经济学的教诲正好相反。谁都知道，目前的制度常忽视企业的产权，妨碍企业的资本自由、经营自由。于是，有些企业家就用金钱收买政府官员，以此寻求豁免于不合理的法律，甚至购买特权。相比较而言，把钱捐赠政府或政府所支持的事业已经要高尚得多。而以此引起领导好感，买到一种安全或者市场进入的许可、乃至经营的特权，在某些庸俗的经济学者看来，乃是十分合理的事情。

但这样一来，企业家也就是拿自己的钱强化那本来就在损害自己权益、使自己的行为扭曲的制度，而使之根本不可能趋向合理。人人都希望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制度趋向合理，但很显然，制度不可能自己变革。真正能够变革制度的是活的人，而且，不可能是制度之外的人，而只能是生活在该制度之下的人。在的庸俗经济学人看来，这是一个悖论：行为由制度决定的人怎么可能变革制度？

然而，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就是这样发生的。问题的关键是，人本来就不是纯粹的“经济人”，人跟人也不一样。比如，对于利益的态度，不同的企业家就各不相同。有些企业家具有不同视野。企业家视野之远近，决定着企业家时间偏好，即他们对收益在时间上的不同配置的评估。有些企业家更重视眼前的短期利益，有的企业家却更重视长远利益。如果企业家的视野较为长远，那他就可能为了追求长远利益，不惜放弃短期利益。

相应地，那些目光较为短浅的企业家总是看不清楚，通过合法但不合理或者合理但不合法的手段享有某些短期利益，很可能损害自己的长期利益。比如，以公益的名义从事广告活动，最终会惹来公众的厌恶。或者更糟糕，为了获得眼前利益贿赂官员，最终难逃刑狱之灾。即便躲过个人灾祸，但由于此类企业家过多，而引起公众对企业家财富来源的怀疑，对富裕群体的怨恨，最终必将把自己及自己的财富置于最危险的沙滩上。

当然，要企业家以个人有限的智力认识到这一点，确实比较困难。但今天，社会已经隐现断裂格局，因此而引发汹汹的舆论，这种舆论显然不利于企业家的未来。明智的企业家恐怕不得不拉长自己的视野，想一想如何花钱，及如何使用自己的企业家才能，才能有效推动资本自由、经营自由的制度空间和产权的制度保护。这样思考及行动的企业家，才是第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