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多数农民出身，都有商业帝国梦。他们不是一开始，就从比尔•盖茨这样的西方商业“帝王”那里诱发，更多是从中国帝王政治的文化遗产中传承过来。能从西方商业“帝王”那里诱发的，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帝王”就是“独一人”，首富梦也是潜在的表达。“帝王思想”是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尤其是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的内在驱动力。

中国人历来就不缺乏当皇帝的欲望。著名学者邓晓芒说，中国古代农民深层意识中，都有一个当皇帝的情结。从大国到小家，男人认为自己就是家里的“皇帝”，当皇帝的梦，可以变相地做。这种潜意识延续到今天，大多数成功的农民企业家身上就可以看到帝王情结的变相表达。把“帝王情结”表达出来，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帝王思想”。农民企业家所拥有的民营企业往往更像一个“独立王国”， 这样的“小王国”，有的是几千人、几百人，或者是三五个人。获得服从的权力渴望和成就感，难免让他们膨胀出了“帝王思想”。

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在否定天主教精神统治，这样一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里显示出来现代性与传统的对立。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很奇怪，在一批人追求“帝王思想”而展开的经济运作中，市场经济发展和变迁获得了一种动力。传统为现代性服务。

当然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表现为谋求对他人的经济和思想的奴役，而不是一种对现代自由平等人权价值的尊重。所以这种前现代的传统，如何实现创造型转化，融入现代文明之中，成为农民企业家的思想解放任务。
  
晋商徽商的“僭越”

从古代最著名的商人明清晋商徽商那里，同样可以看到“帝王梦”，不过他们用建筑来变相表达。当今浙江横店集团董事长，自称 “老农民”的徐文荣的“横店故宫”和“圆明园”梦，同样是婉约地表达。

晋商徽商买卖做的也很兴旺，所以手里面的钱财也很多，当年据说是可以和皇上相比的。连乾隆皇帝都感慨地说：徽商比皇宫还富有。富可敌国，不仅仅是财富巨大，而且隐含着与皇权的攀比。以雄厚财力同皇帝权威对峙，用另一个标准求得自身地位的攀高，这一点点的反叛仅仅是为了心中的心理平衡吗？

中国传统建筑，实际上严格遵循着“不逾矩”的礼制准则。在明清时期，对民间建筑有着严格的规定，无论规模、形制，还是用料材质，都不可“僭越”，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富可敌国，也不能把房子修得比皇宫更大更气派，在规模型制上总要小若干号，尤其是在取名上更要谨小慎微，颜色也不敢用皇宫的黄色，而采用了青色，切不可触怒圣颜，否则就是“僭越”之罪。皇帝不允许子民们模仿皇宫，这是对皇权的侵犯。豪绅巨富只好另寻他途，隐秘地实现。

历代晋商徽商中豪绅巨富，在大兴土木时，不敢在外观和名号上炫耀露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幽深的院宅内，满足自己的各种世俗愿望和理想，在房间的内部做文章了。这种野心首先体现在中堂上（客厅），这对古人来说，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心，也是深严道统的象征空间。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微缩的“勤政大殿”。门厅不大却数层出挑，檩檐之上，彩绘生辉，按封建等级规定，斗拱彩画甚至大臣府第都不得使用。

从晋商大院的建筑风格及细节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到，一方面，晋商对于自己的这种“僭越”的行为并非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出于对传统礼法秩序的忌惮，他们对自己的“僭越”行为，又做了诸多表面上的掩饰。例如，晋商富户在修建超越自己等级的超大规模的房屋建筑时，一定不会将此建筑建在院落的正房方位，这就是为了不给自己留下后患。这是一种规避“僭越”之罪的办法。日后如果受到责问或追究，他们会辩称自己的房子是用做书房或者仓房的，不是正房主卧，因而不受房屋建筑等级的限制，也就不存在“僭越”的问题了。

徽商们的大宅只敢在细节上作足功夫，在精巧上做尽文章，把更多的钱财和精力投注于雕花梁架、楹联字画上。无论正厅、厢房，还是书斋、卧室，每一处建筑用料都极端考究，装饰也近乎奢侈。安徽休宁县的溪头村，有一座“三槐堂”，当年就是因为超标准，被惩罚性地易名为“茅厕厅”。

晋商徽商僭越传统的礼制，尝试过那种在原有的礼法秩序中本不属于自己的更高级的生活。这样，建筑内部“僭越”之事便成了家常便饭。晋商徽商宅院那几丈高的灰墙里，隐秘地表达无尽的“帝王情结”，有一种食禁果的满足。天高皇帝远，其中的几许僭越也就能逃脱追究，成为晋商心头的窃喜。